鄭瑰璽與他的大景花鳥畫

汪為勝

南宋以后，以文人和士大夫而標榜的畫家們，不同于北宋那樣關注現實，避世意識愈加明朗化，多數傾向于理想含蓄的優雅主義，在這一點上，寫意花鳥畫相比山水、人物表現得更為直接。被史上稱為“狂僧”的溫日觀率先聲稱：“寫意花鳥，性所喜悅。”強調寫意花鳥是主觀自由的發泄。元代倪云林盡管不畫或很少涉及寫意花鳥，然則也說：“用墨隨意，如見天真。”道出了寫意花鳥蕭疏、清逸的審美取向。

應當說，傳統寫意花鳥的寫意取向，形成了它表現方法的模式，是中國文化歷史情境及至東方人智慧的特色。然而，隨著社會高度的發展、繁榮與空前的強大，原有的語境顯然不適應或者很難適應時代的審美要求。試想，如果我們仍舊承載著“不求形似”、“逸筆草草”的表現方式，面對日新月異崛起的高樓大廈，這些宏偉建筑室內所需要的花鳥畫大幅和巨幅的作品，難免在欣賞視覺上又顯得有些空洞和某些不足，畢竟傳統寫意花鳥的語境習慣于從小處、精妙著眼，缺乏畫面整體結構和視覺張力與氣勢。換言之，是宜近看而不耐觀，把握有趣而展出效果欠佳。于是當代一些花鳥畫家，面對所需，都比較重視畫面的視覺感受，取向于繁茂、厚密的“大花鳥”。

鄭瑰璽的寫意花鳥畫就是這種取向。他的作品是面對生活，寫生自然，交大山野谷，幽壑曲澗、茂竹修林與繁花鳴泉交織在一起，不同于傳統蕭疏閑逸定勢，把花鳥與山水結合起來，融花鳥色彩爛漫、用筆靈妙的特點，與水墨華滋的山水之中。畫面容量大、空間深，畫面更為豐富，增加了畫面整體結構的視覺張力與氣勢，蔥蘢透逸，野趣盎然，呈現出無邊界特色的時代“大花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