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家杜尚的初心

(原標題：杜尚的“初心”)

方輝

徐復觀在《中國藝術精神》一書中說，中國最高的藝術精神其根蒂在莊子之學，莊學與后來與禪宗相合而成的“莊禪文化”又逐漸成為影響中國藝術的主流精神，他認為“莊禪”因其超功利性的修行方式，以及靜觀的生活智慧影響了中國人的審美。這種藝術精神蘊含深刻哲學精神的生活化的美學思想在世界產生著巨大影響力。

杜尚(Marcel Duchamp，1887—1968)是并未接觸過禪宗的人，因為他不懂中文，也沒有讀過《老子》，但他是重視內心的悟道者，用佛家來講，所不同的是“名相”，名相之后才有真相，真相不受名相限制，是無滯無礙、處處相通的。杜尚是20世紀西方當代藝術最具代表的人物，二十來歲就已成為巴黎繪畫界的先鋒派畫家，也屬于最早探索立體主義團體中的成員。1913年，他的《下樓的裸女》在美國著名的“軍械庫展覽”中引起轟動，他也被美國人視為最出色的歐洲現代畫家。但他卻一直讓自己游離于西方任何畫派之外，在他看來藝術不過是人類生活的“游戲”而已。由于杜尚一生都保持了這種游戲般的自由，所以生活得瀟灑自在，并認為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什么事情是重要的”。由于杜尚的藝術思維早已逃開了西方那張實證主義的密網，對于他，人們越是研究，越是不能自拔，越是難以究竟：是什么導致杜尚這個人如此特殊？如此影響深遠？

認識杜尚的人常常嘆息：“杜尚非常吸引人，而你卻不知道是什么使他如此吸引人。”他們描述他從不失態，優雅從容，他以一種終身的鎮靜對身外之事表現了他的不在意與淡泊，朋友們也注意到他嘴里常用的字是“YES”，不是“NO”。這讓人想起《莊子·德充符》中對于哀駘它的描述：“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于父母曰‘與為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孔子稱哀駘它是“才全而德不形”者，他“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故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這種“乘物游心”的悟道人與杜尚何其相似！也許杜尚與西方大多數的藝術家不同的地方，正是他的藝術是以生活的境界作為自己力求的方向，而不是把藝術作為他追求的目的，即使藝術的成功會給他帶來無限的榮耀和財富，但這在他看來與生命自由的價值來比，是微不足道的。

杜尚就是一個“宏觀”的智者與造物者，他與中國禪道思想驚人的相似。中國的文化藝術是為人生的，它的功能是“體道悅性”的人文化育，而西方的藝術是為藝術而藝術，他的功能是展示人類偉大的創造力，但它在為藝術的過程中，逐漸出現了個人境界與藝術風格的分離，到現代主義后，人們愈發忽視個體精神與作品的緊密性，而杜尚是一個特別，他甚至打破了藝術與生活的界限，到此與中國所倡導的禪宗的內省化、生活化愈發接近。西方的藝術在經歷了古典寫實、現代主義之后，各種繪畫觀念幾乎挖掘殆盡之后，杜尚所體現出的哲學讓人們驚詫，藝術表現應當“不舍一法，不取一法”，而終究是為心靈服務的。

杜尚是用自己的“初心”來統攝生活與藝術的。“初心”就是一個人天性的純真狀態，即老子所說的“赤子之心”，也即混沌未分的“無分別”心理狀態，這種狀態在道家和禪宗修習中都極為重要，它們認為“道”就是因為我們人為的意識分裂而導致的喪失，所以意識精神的“完整性”極為重要，而名利等極容易對這種“初心”形成破壞或顛覆。杜尚雖然沒有接觸禪、道，但其用意卻和禪、道所指吻合，他說：“我不想把自己鎖定在任何位置上，我的位置就是不具備位置，不過，這一點是不能拿出來談的，你一旦張嘴談論，你就把這個狀態破壞了。”杜尚在生活中真正做到了老子所推崇的“寡欲”“不爭”“無為”“慈柔”的精神狀態，因此杜尚在擺脫了世俗的成功之后(“損之又損”)進入了自由。風格的約束，甚至藝術的定義都不能來限制他，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把瓶架子拿來當藝術品，甚至把小便池拿來當藝術品，但他的自由性都是有所指向的，即：針對人們的執著與僵化，針對時下的語境，及時做出他的回應。他的《蒙娜麗莎》(1919年)如此，《泉》(1917年)亦如此。當他得知大家非要從他的小便池上尋找視覺美感時，他失望并感到他這件作品用意的失敗。他想讓藝術改道，把人們從對藝術品美的視覺的欣賞轉移到對人心的修正當中，他說，藝術是關于思想和態度的，而不是繪畫和雕塑，這才是他的藝術的目的(畢加索正相反，認為藝術就是視覺體驗)。

杜尚一生都在從容地做自己想做的事，從不著急，從不刻意求成，他喜歡用沉默、緩慢、獨處的方式面對急功近利、物質至上的城市消費文化，他也不滿意于每個畫派的自我標榜，這也是他拒絕加入任何一個藝術流派的原因，他一生在藝術上做的主要就是表了個態：讓藝術等于生活，讓我們從此用平常心去看待藝術，表達藝術。在當時各種藝術流派風行的美國，大家都認為自己的藝術觀念是唯一正確的，驕傲的藝術家們很少接受別的藝術觀念，但即使如此，抽象表現主義畫家德庫寧也不得不承認：“有一種一個人從事的運動，那便是杜尚，對我而言，這是個真正的現代運動，因為它預示了每個藝術家覺得他能夠做的一切，這是一個為所有人的，向所有人開放的運動。”

杜尚的那種生活著的藝術狀態，在后來的西方風潮中才被廣泛認可，他的觀念，實際上就是中國禪宗教導人去獲得的那種“平常心”“無分別”的“覺”的狀態，一切平等，一切都有價值。就如西方學者丹托說的：“禪之美麗就在于不存在什么神圣的任務和特殊的活動，人可以作為一個作家和畫家去實踐它，也可以作為一個屠戶和修車者去實踐它，我覺得，這是一個對于人生幸福的貢獻，讓人穿越煩惱找到出路。”

在今日，當我們熱烈期待著西方當代藝術思潮能給予我們最新的觀念和時尚時，我們是否應該反思我們傳統的文化所給予我們的財富是什么？我們是否也應該像西方關注我們一樣來真正關注自身？是否也應該從自身文化中啟發一種對世界文化有益的藝術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