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政惠：敦煌學發展的三大態勢

【作者簡介】朱政惠，華東師范大學人文學院院務委員會主任、史學博士

敦煌學實際上是一門綜合性邊緣學科，但作為一種對歷史現象的研究，仍屬于歷史學研究的重要分支，屬于歷史研究的新方向。改革開放的十多年里，它的發展也如日麗中天，稱譽史壇，是當代中國歷史研究很有成就的部門之一。不過，敦煌學的成就，分門別類的撰述實在太多，宏觀性的分析反而略遜風騷。在敦煌學發展到一定階段，回過頭來對其總的進展情況作一總結，似乎是必要的，有利于進一步探討今后的發展方向。這里，筆者謹從三個方面談談自己的想法。

一、敦煌學研究工作機制日臻完備的發展態勢

應該指出，敦煌學研究工作機構及其機制的日臻完備，是近十余年的事。而在此之前，這方面發展，還顯得很不成熟。

20世紀初葉，當著中國西北角敦煌莫高窟的藏經洞被打開，洞內沉睡了將近九百年的四、五萬件六朝、隋、唐寫本和木刻書籍重新露面，人類文化史上這一重要發現的研究也便開始了。然首先組織對其進行認真研究的，不是中國人，而是那些竊取敦煌文物的帝國主義學者。中國人值得回憶的，由國家組織的研究機構，則成立于1944年，當時名稱為“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這個機構的成立，使得中國的敦煌研究進入有序狀態，敦煌文物也得到了愛國的學者們的堅決有力的保護。當然，在此之前，作為學者的個人研究，王國維、羅振玉、王重民、向達、陳垣、姜亮夫、張大千、常書鴻等都作出了很大貢獻。

從1949年到“文革”前夕，是中國敦煌學發展的又一大階段。從研究工作管理機制言，由國家出面支持所作的組織工作和推動工作的力度，遠遠超過建國前。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接管敦煌藝術研究所，宣布易名為“敦煌文物研究所”。1956年，政府決定撥巨款修復和保護敦煌文物。1961年，國務院公布莫高窟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62年國家又撥巨款修復和加固石窟，使莫高窟面目煥然一新，為當時敦煌研究奠下了良好的物質基礎和條件。

然而所有這些工作和努力，與浩大的敦煌學研究任務相比，仍顯得微薄和捉襟見肘。改革開放后的十多年，這方面的努力確實大大超過前人，值得引起關注。

首先是進一步加強和改善了敦煌地區文物研究機構的領導及其體制。1980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擴大易名為敦煌研究院，院機構下設保護研究所、石窟考古研究所、美術研究所、敦煌遺書研究所、樂舞研究所、資料中心等十多個單位，研究人員也發展到一百余人。蘭州大學、西北師范學院、甘肅省社會科學院、甘肅省圖書館等單位，都設立了相關研究機構。大家還辦起了一批敦煌研究的雜志和刊物，為敦煌學研究成果的走向社會開溝放水，提供方便之途。敦煌研究院的《敦煌研究》、蘭州大學的敦煌研究專刊等，都為敦煌學成果傳播，起了重要作用。并且還下功夫培養一批敦煌學研究人才。以敦煌研究院言，十多年里，培養出了一批碩士和博士。有些專業人員還到國外攻讀博士學位。在敦煌，一支包括氣象觀察、環境監察、病害研究、壁畫研究的敦煌文物保護專業隊伍已經形成。而且，一批促進敦煌研究的研究協會、研究機構也在全國各地陸續成立。1983年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和全國敦煌學術會的召開是我國敦煌學起飛的標志。

改革開放后十多年的情況表明，這段時期敦煌學研究的工作機制確實較以前有了巨大發展。那么，促進這種發展的因素又是什么呢?

新時期敦煌學崛起的直接原因在于，“文革”中莫高窟雖然沒有遭到很大破壞，卻被批為封建糟粕而使研究事業一度中斷，這種惡的歷史作用一旦被制止，又會使敦煌學研究迸發出奇跡般的活力。不過敦煌學發展的內在的根本原因，還在于敦煌石窟本身的魅力。它畢竟是一座蘊藏豐富、包羅萬象的古文獻庫，是世界人類文化史上的稀世珍寶，具有非同尋常的藝術價值和歷史價值。當著停滯的十年過去，通向世界的大門洞開，人們發現外國同行的研究普遍要比自己更深入些，民族自尊的良心和雄心便會油然勃興。正如敦煌研究院院長段文杰所說：“第二次解放，堅持敦煌工作十幾年和數十年的研究人員，懷著對文物事業的責任心和扭轉敦煌文物研究在國際上處于落后地位的革命熱情，重整旗鼓，埋頭苦干，取得了初步成果。”①

段文杰在這里實際上講了三層意思：其一，弘揚民族文化的決心;其二，趕超世界水平的決心;其三，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決心。這也是舉國上下從領導者到研究者的共同的決心。這里，不妨再摘引敦煌學專家史葦湘的一段話，進一步表示了這樣的心愿。史葦湘在回顧他多次出國考察后的感受時說，每次從繁華的巴黎、熱鬧的東京回來，重新審視石窟，都會“發現一些新問題”，“看到一些新現象”，“估量出一些新價值”，不斷看到石窟“崇高的意義和不斷增漲的價值”，“心里總是要為莫高窟上一次‘尊號’”。敦煌魅力長存，一代又一代學者將會在其偉大懷抱里“繼續發展我們民族無窮的智慧”。他深帶感情地寫道：“作為代表民族文化的實體，你是一代又一代有血有肉，有創造力和想象力的先民們制作出來的，你不應該被后人遺忘，而讓外國人來主宰你的命運……”，“也許就是這一點‘一見鐘情’與‘一往情深’造成了這四十多年我與敦煌石窟的欲罷難休。”②關于“欲罷難休”，又一位敦煌學者施萍亭寫道，“敦煌像一塊磁鐵，吸引著鋼鐵般的人們。”“他們與敦煌同呼吸共命運，他們對敦煌如癡似醉，忠貞不二。要問為什么，那就是因為敦煌是一個值得為之獻身的地方!”③

以上的這些揭舉中，可以看出“文革”后敦煌學研究工作機制的完善化進程的出現決不是偶然的。敦煌研究主體的熾熱的事業使命感和責任感，刻苦忘我的工作精神，起到了決定性的推進作用。而真正實質性的推進力，還在于國家主管機構的支持。出于維護民族最高利益的國家最高領導層的傾全力支持，有力保證了這一完善化進程的擊節推進。改革開放以來，包括鄧小平在內的幾乎所有黨和國家重要領導人都到過敦煌。1992年5月12日，李瑞環專赴莫高窟，從保護與開發的角度，談到要以更大財力支持敦煌研究事業發展。他說關于洞窟保護事，中央常委開會議論“不下五、六次”，“如果在我們手里把國寶毀掉了，這歷史的罪人誰也擔負不起。”④

總之，敦煌學研究的工作機制還在完善，處于良性的發展進程中。誠然，不足還是存在。作為敦煌研究事業最重要的基礎之一——研究隊伍的建設，目前看來尚有問題。眼下的有造詣者大都年事已高，優秀后備人才的培養迫在眉睫。從全國一盤棋的角度看，各方面研究力量的協調看來還顯得不夠，信息情報交流不足，科研力量協調合作欠力，出現一些不必要的重復勞動。這顯然應該改進。從發展的眼光看，隨著信息高速公路的推行，敦煌研究資料和成果信息如何與國內外電腦聯網，也是一個新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