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柏林
辛澄，唐代畫家，多游蜀(今四川)。擅畫佛像，筆墨精妙。唐建中元年(780年)大圣慈寺南畔創立僧伽和尚堂，請澄作畫，才欲援筆，有一胡人云：“仆有泗州真本。”辛澄甚喜，遂依樣描寫成諸變相壁畫，稱譽當時。有《白衣觀音像》、《寶生佛像》、《仁王菩薩像》、《大悲菩薩像》等，著錄于《宣和畫譜》。
唐宋佛像傳世所見者甚多，唯不見仁王像，此或為孤本也。仰視此幀，見仁王端坐于碩大的蓮花之中，身披朱色袈裟，頭著圓形光環，神態殊勝莊嚴，三高僧各司其責，侍立兩旁，仁王右手掐指結印，左手散花，人間頓時福田花雨，祥云滾動，迎接上天所賜之福祉，一片歡喜慶景象。
此幀在表現技法上似受西域文化影響，肌膚渲染，色墨參合、濃淡對比恰到好處，人物與動物等畫法又具有敦煌壁畫之遺韻，線條錯落有致，繁簡得體，挺勁老辣，氣息高古拙樸，步步變相莫可端倪，真乃神奇也。
按圖索驥，我們可以從莫高窟藏經洞發掘《引路菩薩》中的仕女及白描瑞獅與本軸上的造型相參校，其形狀、線條畫法均十分一致，尤其是此軸中兩女子的造型，圓臉豐頜，皆合唐人形貌特征。道釋人物自隋唐以來特別受到重視，至北宋逐漸式微。這從《宣和畫譜》目錄的排行榜上可略窺一斑，其主要原因是宋徽宗本人精通繪事并樂此不疲，相繼產生了豐富多彩極富生活樂趣的繪畫形式，可謂盛極一時。郭若虛《圖畫見聞志》所載道釋人物類題材，也傳播了此信息，故此軸雖有著錄，而只命人題名，不鈐內府璽印也可解惑釋疑。由于領俊者的輕視，必然會影響鑒藏者重點轉移，因而使之此類繪畫創作水準下降，由此論反證，畫格精妙的道釋人物像軸，必定早于南宋。
按《宣和畫譜》中所述辛澄畫像云：“辛澄不知何許人也！多游蜀中，工畫西方佛像，大抵釋氏貌像多作慈悲相，跌坐結跏(指修禪者坐法，兩足交叉置于左右股上)，垂背則袒肉，目不高視，首不軒舉，淡然如枯木死灰，便同說教……。”可知所評不謬。所述特征皆與此軸合矣。
此尊像軸為傳世文物，不同于敦煌莫高窟出土的佛像經卷，因為傳世文物上會留下諸多傳承信息，并能在歷代文獻上找到相應的記載與著錄。
首先來看畫面上遺留的信息，此軸畫幅上有如下款印：尊像右上題宋楷“仁王菩薩像”五字，右上端鈐元初內府八思巴文朱文璽印，右下方邊款唐楷書寫“仁王菩薩像；大唐建中三年辛澄造”，畫中上方鈐疊文朱璽“廣運之寶”。左下方楷書“圣慈寺沙門慧等供奉”，左下角朱書長題“中和元年，善男子童天眼，為亡妻張十一娘；早生凈土，永充供養”字句，左下底部鈐細朱文“太師信安孟郡王府□□仲印”，另右下鈐有押司印二方，各半印“□□之章”、“□□□圖書之印”，又一朱文“鼎形印”。
將以上信息逐一進行分析整理，可以推知此軸在創作、傳承中的種種信息，茲梳理如下：
一、此尊像軸當作于(782年)。款識：“仁王菩薩像，大唐建中三年辛澄造”。
此軸應創作于大圣慈寺，據載辛澄于唐建中元年(780年)被請入此寺并長居僧伽和尚堂，記載專寫佛像。 寫成此像后的若干年，一直被“圣慈寺沙門慧等”供奉于某一院中，并鈐“安冐□”印。按圣慈寺內有九十六院之眾，可知此印當為“某某院”印記。款中“沙門慧等”應不是僧名，是在佛學上得到極高境界的高僧稱謂，“慧等”兩字典出唐六祖大師惠能《六祖壇經》偈語，如“口說善，心不善，慧定不等，心口俱善，內外一種，定慧即等……既定之時，慧在定，善知識，此即是慧等”。故此軸當供奉于具有“慧等”級僧人的某院中。按北宋李之純《蜀大圣寺畫記》載：“舉天下之言唐畫者，莫如成都之多，就成都較之，莫如圣慈寺之盛，俾僧司會寺院之數因及繪畫總九十六院，案閣、殿、塔、廳、堂、房、廊，無慮八千五百二十四間，畫諸佛如來一千二百一十五，天王、明王、大神將二百六十二，經會經驗變相一百五十八，諸雕塑者不與焉”。故此軸的創作時期與記載相符。
二、此尊像軸經九十余年，又轉入到信徒童天眼處，并供養于某寺院中。此時大唐王朝正處在風雨飄搖之中，自“安史之亂”后，歷經“黃巢起義”，其間兵燹連年，政變、割據、起義頻發，民不聊生。謂之“白骨遍于野，千里無雞鳴”，人們只能把精神寄托于佛教，寄望于菩薩來救苦救難，以佛法來悼念冤死的亡靈。不論時代的變遷，圣教榮衰，不變的永遠是蕓蕓眾生的善根，童天眼輩也是其中之一。
此軸童天眼所記文字已無法用肉眼辨出，用計算機技術分離出其中朱文款識：“中和元年(881年)，善男子童天眼，為亡妻張十一娘早生凈土，永充供養。”其書法類唐人寫經，用筆瘦硬爽利，筆劃挺勁。童天眼其人無考，當不是真實姓名，通常佛教中用“五眼”代指信佛級別的高低，分別為：“肉眼、天眼、法眼、慧眼、佛眼”等，故童天眼應是比肉眼稍進一層的信徒，能對事物觀察有正確判斷能力。張十一娘，當是真實姓名，這可以從至今發現的唐墓碑及家譜中得到徵信。如《大唐荊州大都督府故藺夫人墓志銘》“夫人諱尼，字三娘，西河人也！”又《羅氏家譜》“開詔始祖， 妣游十六娘，乃生二子，隨次子移居潮州云云”。張十一娘，號上品《隋唐女性人名整理》有傳。
三、此尊像軸經晚唐童天眼長期供養某一僧堂后，經歷宋太祖趙匡胤“陳橋兵變”，于公元959年建立北宋王朝，此軸又輾轉進入北宋內府，并著錄于《宣和畫譜》第二卷中，同時在尊像右上題宋楷“仁皇菩薩像”五字，其書體或為宋內府畫院待詔所書，其筆法規矩，墨色沉厚，尤如宋版印刷體，為世所罕見。
歷史變幻，世事無常。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占汴梁，北宋宣告覆滅。此尊像亦隨之佚出宋內府，為徽宗朝將作監少監孟忠厚所得，孟忠厚在戰亂中護送姑媽孟皇后，歷經磨難南逃，后協助宋高宗趙構在臨安建立南宋王朝，此尊像被長期供奉于孟郡王府，并在像左下角鈐朱文大印“太師信安孟郡王府□□仲印”。惜此印鈐在朱書款字上，可能在當時朱書已褪色，不易辨識，才有悖常理。其印文風格細勁，朱文篆法、形制、印色等極類宋徽宗在畫上所鈐常用印“內府圖書之印”。
按孟忠厚(1082~1157年)，字仁仲，其父孟彥弼是哲宗皇后之兄，忠厚于徽宗宣和年間，官至將作監少監，靖康年間，知梅州，召入京師代理衛尉卿，后奉太后之命，立高宗有功，授徽猷閣待制、宣謨閣直學士，又授常德軍承宣使、信安郡王，功高于時，權傾朝野。紹興二十七年(1157年)卒，贈太保，蔭三子，皆至直秘閣。
四、元軍于公元1267年攻克南宋城都臨安，俘虜宋恭宗和謝太后。統一全國，此《仁王菩薩像》又落入元軍之手，繼而入藏元內府，在此尊像右上蓋有內府璽印，所鈐印文為八思巴文，印文不識。
按楊仁愷先生《中國書畫鑒定學稿》載：“有一些作品上鈐有八思巴文印，也屬于內府藏品，但因流傳中所見八思巴文形制不同，印文不易辨識，而八思巴文是元初官、私印章中的一種常見現象，故而至今尚不能確定其傳世書畫上所鈐的八思巴文印，哪些是官府所有，哪些是私人所有，留待以后詳考”。
鑒定家楊老已仙逝有年，他所發現懸而未決的問題，也許在此軸中能得以破解。欲分清公、私鈐印，首先必須弄明畫正中上所鈐另一疊文璽印“廣運之寶”的年代，作為歷朝封建皇帝都制作過的“廣運之寶”印璽，隨著朝代的更替，時被損毀。當然形式大小、材質各有不同，晉、唐無大印，已成定論。宋雖有但尚未發現傳世寬邊大璽，明清印璽傳世者頗多，鈐印于畫上者更有大批流傳，而“廣運之寶”在唐、宋、元、明畫中流傳印璽統計，皆無寬邊之印，唯清朝傳世者頗多，但印文不是疊文而以簡潔的篆文替代。明代雖有，但唯見一方“典禮紀察司印”，作為檔案類公用押司印，其余都與清代相同，故此尊像上所鈐大璽，當為元內府所鈐印。
無獨有偶，如將今傳于世的元代文宗圖帖爾收藏璽“天歷之寶”與之對比，雖非寬邊，但風格、印文、篆法均十分相類，由此可以證明寬邊“廣運之寶”是稍晚于另一“八思巴文”璽的元內府用璽，楊仁愷先生懸而不決的元代公、私“八思巴文”印，在此找到了實物佐證。
按八思巴(1235~1280年)，元代世祖忽必烈帝師、學者。本名羅左思羅堅藏，尊稱為八思巴(意為圣人)，他發明創造了元朝自己的統一文字，稱八思巴文字。由于元朝統治者立國后快速漢化，蓄納了大批漢族文人俊彥，再加之漢文化的博大精深，又有很強的滲透力，故八思巴文字如曇花一現，遂至廢棄。直至今日連同以上所述二璽，亦鮮有見者，皆可疑竇冰釋。
五、此《仁王菩薩像》上，右下鈐有二枚押司印：“□□之章”、“□□□圖書之印”，稍內又鈐一“鼎形印”，從印文觀兩押司騎縫印，顯屬官方之藏章，但從所鈐印文風格察之，其材質應為銅質，缺少金石之氣，另一鼎形朱印，古雅拙樸，又不乏靈氣。在宋元時期善于書翰的高僧墨跡中常見此類用印，根據所鈐印位置，當稍晚于兩押司印，與明人無涉，故此印是留于尊像上的最后信息資料。
六、由于元始祖忽必烈的雄才大略，曾二次攻打日本，然皆以失敗告終。但不是敗在鐮倉幕府軍之手，卻失敗于極其玄乎的“臺風”。尤其是第二次，元軍所向披靡之時，日本伏見天皇束手無策，只得領眾要員在京都“大覺寺”焚膏繼晷地念《仁王護國經》。按《仁王護國經》，仁王見眾生面臨痛苦，頓生憐憫之心，因此施于自然之力而保護。使其仁其國，護其國的秘密要法。至晚間，由于元軍不明地形與習俗，留小部人馬鞏固陣地，大部人馬仍回船上休整。深夜怪異的事情發生了，一場突如其來的強臺風刮得元軍灰飛煙滅，葬身于大海。從此元朝再無征服日本之念。近半個世紀后，元成宗大德末年，元廷遣高僧一山一寧東渡日本，恢復邦交。繼而元末明初的“清拙澄•明極”、“楚竺仙•梵仙”等大師相繼東渡，他們皆受元末偈頌運動的洗禮，欲在日本佛教界化導民眾，演說化導，幾無虛日。自唐鑒真大師東渡肇始，日本最信奉仁王菩薩，至今日本許多寺院仍設有仁王殿及仁王門，因而此尊像軸亦由眾高僧攜出國門，被長期供養于日本深梵蘭若之中。從此中斷了中土近五百余年的流傳歷史。
日本近代開始變法，實行“明治維新”，全盤西化，中土名跡，不甚寶愛，此尊像遂得以重歸故土。我初見時，已折成數疊，包于黃布之內，得后命名工裝裱，遂復舊觀，于是沐浴焚香，懸于堂上。每一拜觀，遂如高山仰止，自感微茫。
此尊像雙拼絹，絹質平滑細密，宋《宣和畫譜》卷二著錄。赫赫名跡，重歸中土，傳承有序，當子子孫孫永寶愛之。雖近代學者將隋唐名畫多疑為北宋內府所摹，但亦不減其價值。惟冀能進一步考證，以撥開此名跡身后的重重迷霧。
(轉載于中國文物報第2300期，第七版收藏鑒賞周刊 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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