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歌苓回應新作被指不接地氣：不明白什么叫接地氣

嚴歌苓新書《床畔》首發式前晚在北大舉行，主題確定為“我為什么寫作”。為了壯大聲勢，出版社特意按照嚴歌苓的要求(劉震云語)，選擇了“男的”、“必須是在一個出版社出版作品的”、“在北大必須具有極大的號召力”的劉震云作為對談者。兩個重量級作者、一個嚴肅的主題，按說對談應該奔著高大上方向前進了，不過全場聽下來卻發現，兩人談話基本不在一個頻率上——嚴歌苓主要負責現實、嚴肅，劉震云則自動承擔起了負責天馬行空和搞笑的責任。為了讓讀者的思維不至于過于分裂，我們只能把對談割裂，分頭敘述對于《床畔》，他們究竟談了什么？

護士愛上“植物人”讀者直呼“不理解”

嚴歌苓：我不明白什么叫接地氣

《床畔》的故事要從1976年的西南小城講起。19歲的萬紅，護校剛畢業就來到川貴深山間的一個野戰醫院。她的使命是護理鐵道兵張谷雨這位“活烈士”——他是個植物人。嚴歌苓說，這部小說是一名年輕的軍隊女護士和她護理的一個英雄鐵道兵的愛情故事。嚴歌苓十分“極致”地描述了護士和植物人病人之間長達幾十年的感情，萬紅甚至為了這個素昧平生、沒有言語交流過的病人多次拒絕了愛情和婚姻。但這樣的嘗試也讓讀者感到“難以接受”，甚至有讀者覺得女主人公“不接地氣”、“生活中不可能有這種人”。面對質疑，嚴歌苓云淡風輕地稱自己是個特別固執的人，“我就是執迷不悟，喜歡什么就會一直做下去，文學就是這樣的”。“我不明白什么叫接地氣。這本書是象征主義寫法，不是寫實主義，不是經驗主義。如果完全寫實，卡夫卡的《變形記》就不存在了。”

盡管并非寫實主義，但是這部作品卻絲毫不缺少細節。嚴歌苓遵守著自己實地調查采寫作品的原則，詳細查閱了有關植物人的資料，還住在醫院二十天來觀察護理細節，“我一個最好的朋友在醫院當護士，有幾十年經驗，我寫作時曾詳細問過她很多細節。”

嚴歌苓脫下軍裝多年，但她依然認為從軍生涯對她影響至深。“我在部隊呆了13年，寫軍隊對我來說是一種懷舊。”她說，軍隊生涯讓她提純出萬紅的故事，這對自己的青春也算是有一個交代。她介紹，《床畔》從構思到完成長達20年，整整寫了三遍。對于小說的名字《床畔》，嚴歌苓也是幾經斟酌，最開始發表在文學期刊時名叫《護士萬紅》，出版成書又改名《床畔》。對此，不僅很多讀者表示更喜歡《護士萬紅》這個名字，連嚴歌苓自己也有些懊悔，曾經想在最后一刻將名字改過來，但當時書名已上報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為時已晚。

幾乎每年都能看到嚴歌苓的文字作品面世，而經由她擔任編劇的影視作品也不間斷。不過她介紹，《床畔》不會與張藝謀合作，“在改第二稿時，張藝謀已經放棄。”

談批林批孔說女兵跑題不斷

劉震云：替窮人說話的一定不是窮人

劉老師云“這是歌苓第一次用‘物的名字’(來命名作品)，之前都是用‘人的名字’，包括《小姨多鶴》、《第九個寡婦》等等——寡婦也是人！《金陵十三釵》——妓女也是人！！……常在河邊走，不能不濕鞋——床畔邊上走，會發生什么事？”對于嚴歌苓，劉老師評價“歌苓是非常獨特的作家。隨著時間的消逝，被遺忘的事情，被遺忘的人物，那些生活的片斷，她是唯一一個把碎片撿回來的作家，包括《床畔》，寫的是被大家遺忘的英雄時代人們對英雄的情感。這是作家對文學、生活、歷史獨特的認知，不斷打撈被中國人遺忘的歷史。她有一個最大的特點，不生活在中國。不生活在中國的人替中國人打撈中國人遺忘的碎片——當然她也屬于中國人——我覺得這特別符合事物變動的規律。替窮人說話的一定不是窮人。”

對于兩人共同的當兵經歷，劉老師回憶“我們倆人當兵不一樣，她是舞蹈演員，我是在戈壁灘上，冬天零下20多度我每天背著槍。因為‘批林批孔’，我被調到師部寫文章。我的小說是從這時候開始寫起的，因為我既不認識孔子，也不認識林彪，但我開始批判他們，要記住這就是最好的小說。”

劉老師剛從十萬八千里外的漫談回歸對談主題，立馬又拋出一個“女兵”話題，“我頭一次見女兵，太陽光曬下來，我能看到她們臉上以及胳膊上的茸毛，是那么的纖細奪目。那時候部隊招待所有洗漱間，女兵愛洗頭，我拿著水壺去打開水，打開水時看到頭發非常烏黑，而且很長。她們正在說話，是雞毛蒜皮的事，我聽著就像進了天堂。打了水，回到宿舍，倒到臉盆里，再去打……招待所所長后來跟我說，小劉啊你可真能喝！我說都是批林批孔鬧的，批得我口干舌燥。突然有一天聽到外面喊口號，我心說壞了，文工團要走！她們是笑著走的，但她們不知道，有個15歲的少年跟在他們后面。一直跟到了火車站。火車走了，我哭了。”

最后，劉老師還“摟草打兔子”順帶推薦了一下自己的作品，“我寫過一個小說《新兵連》，大家可以和《床畔》結合著看看。因為《新兵連》寫的是男的，《床畔》寫的是女的。護士萬紅讓‘新兵連’走向‘床畔’。”

記者 祖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