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金華原副市長聯合親屬貪腐千萬 被判無期

2006年6月29日，朱福林參加各類政府性活動

貪腐的官員中，有種“恃才傲物”的：他們自以為手段高明，可以瞞天過海；偽裝得很好，可以欺世盜名。殊不知，法網恢恢，疏而不漏。所謂的“高明”，不過是掩耳盜鈴；自以為是的“偽裝”，不過是自欺欺人。

浙江省金華市原副市長朱福林就是這樣的一個典型。熟悉朱福林的人都稱，他為人謙和，做事喜歡“動腦子”。

這位做過副教授的貪官，身上有那么一股子書卷氣，教育別人時常講“情懷”：四面湖山歸眼底，萬家憂樂到心頭。

可惜的是，他所謂的“情懷”，不過是貪腐時的偽裝；愛動腦子，則用在了貪腐的歪門邪道上。

2014年3月19日，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駁回了朱福林的上訴，以受賄罪判處他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經法院審理查明，2000年至2012年，朱福林利用職務之便，在土地開發、人事安排、企業環評等事項上為他人謀取利益，以房產交易、“炒房”、投資收益等名義收受賄賂共計1500余萬元。

　　朋友圈非富即貴，心理失衡貪欲生

朱福林自認是一名技術型干部。從他的履歷來看，也確實如此。曾做過高校地理系副教授的他，首先是作為高級專業技術人才，被引進到金華市開發區工作的。

從政18年，因為業務能力突出，他一帆風順，先后擔任金華市國土管理規劃局局長、婺城區區長、蘭溪市委書記、金華市副市長等職，對城建工作尤為了解。

可盡管職務不斷晉升，朱福林的思想境界卻未有提升。他整天談的是業務工作，忙的是具體事務，自認為只要業務好了，可以一俊遮百丑。

“我一直把自己定位在技術型領導干部，只注重專業技術方面的學習與積累，對政治學習毫無興趣。”案發后，朱福林懺悔說，他認為政治學習都是一些陳舊的大道理，是一些“假、大、空”的內容，與時代脫節，多數人沒有真學、真信、真用，只是供說教用的，所以完全放松了對世界觀的改造。

與此同時，朱福林平時接觸和來往的朋友，也在悄然發生變化。

過去，他愛和基層的同志交朋友，經常和同學、戰友、同事一起活動鍛煉、討論問題，關心困難同志，資助貧困學生，心態積極向上，有朝氣、有熱情。

可隨著官越來越大，他開始“談笑有老板，往來無白丁”，越來越熱衷于和老板勾肩搭背，更與幾個自認為社會反映較好、做事有分寸、有經營水平的老板稱兄道弟。每年總有幾個長假，朱福林和老板朋友們一起到三亞等地度假。他聽到的都是老板們討論商機、投資、回報等，看到的都是他們做成一個項目或搞定一筆投資后的意氣風發，心里羨慕極了，覺得他們過得很充實、有意義、有成就感。

　“投身”商場，和老板“做生意”只賺不賠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整日聽老板朋友們交流“生意經”，“耳濡目染”的朱福林躍躍欲試，也打起了投資理財掙點錢的算盤。老板朋友們對此百般迎合。

剛開始，朱福林只是利用自己的市長身份搞些投資入股、民間借貸、炒房賣房等經營性活動，借貸利率和購房優惠也在市場正常優惠范圍內，但時間一長，他的“胃口”就被吊起來了。

眼見這么久都“平安無事”，朱福林自以為找到了一個發財捷徑，開始貪婪地撈取好處。但不同于一般貪官的是，他貪腐起來相當講究“技術含量”。

朱福林通常不赤裸裸地收受錢物，一般都要通過“借用車輛”、“訂房炒房”、“低價買房、高價賣房”、“轉讓預期投資收益”等貌似合法的方式受賄，千方百計規避“風險”。有時老板們送他現金，他也會處心積慮地以“交易”為幌子進行巧妙包裝，以掩蓋其違法犯罪的實質。

2011年，朱福林以妻子的名義向房地產老板葉某某購買了一套400多平方米的房屋，市場價1100多萬元，葉某某以“優惠價”800萬元的價格賣給了朱福林。僅此一筆，朱福林就“節省”300多萬元。

可他并不滿足。為了規避市場風險，獲得好處，朱福林在購房時還與該公司簽訂了“雙保險合同”：約定房價下跌時就將購房款變為借款，收取利息，而且還嫌葉某某給的20%的年息太低，要求年息24%。2012年，朱福林夫婦見房價已經跌至600萬元左右，于是要求葉某某“按照合同”將購房款轉為借款，并向其收取24%年息，共計190多萬元。這樣，所謂的市場風險在“經營之神”朱市長面前不過是一個笑話。朱福林做生意的“厲害”可見一斑。

　　退休恐懼癥，用貪腐為自己找“后路”

朱福林從政后期之所以如此大肆貪腐，與他對自己的前途產生迷惘不無關系。

“人生過了五十歲，是一個重要的轉折期，對自己的未來已看得很清楚。內心感覺已到政治生涯的晚期，從政近二十年疲勞感突然產生，覺得未來很無奈。”朱福林懺悔說，五十歲以后，他一方面想努力工作，得到組織上的關注和重用；另一方面又感到政治生涯江河日下，感到恐慌和失落，準備為自己找后路、找退路。

特別是他看到一些領導干部難以適應退休生活，一天到晚發牢騷，更感覺既同情，又可憐。覺得干什么都比領導干部退休以后好，因此開始更多地考慮自己該怎么辦。

可悲的是，他思來想去，想到的最終辦法是以權謀私，弄權謀利，在違紀違法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在這種心理狀態支配下，朱福林全然不顧領導干部的身份，把黨紀國法拋之腦后，與老板們沆瀣一氣，一心一意想要發財。

2010年，朱福林利用職務便利，在安置某建材市場過程中，為建材老板李某某謀取利益。2012年，李某某為感謝朱福林的幫助，提出將馬上可以獲得收益的項目股份以原價轉讓給朱福林，再由朱福林轉讓后獲利。

朱福林對此欣然同意，他以侄兒名義向其他老板借了2000多萬元購買了股份，轉手獲利300多萬元。

不僅如此，他還利用職權廣施好處，為退休后到商海打拼積蓄人脈。

　放縱身邊人，害人又害己

朱福林作案手段十分隱蔽。他一般不敢直接收受錢物，收受的好處大多由其妻子、侄子、侄女等親屬出面操作，自己躲在幕后。朱福林深陷犯罪的泥潭與其“家門失守”有一定的關系。

朱福林“愛好”投資房產。他從購買小商鋪、集資房開始，慢慢涉足商品房、高檔別墅，從金華本地買房開始，慢慢發展到杭州、上海、海南等地。

為了規避組織對其財產的調查和掌握，朱福林將部分涉案房產登記在其親戚名下，而且其大部分購房、炒房和重大投資行為沒有如實向組織申報，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制度對朱福林來說是形同虛設。

從2009年開始，隨著掌握的資金越來越龐大，朱福林夫婦為規避反洗錢中心對其重大資金進出情況的監控，共借用親戚朋友10多個“賬戶”用于資金轉賬，可謂用心良苦。

朱福林妻子在金融機構工作過，投資理財意識很強，家里重大經濟活動基本上由其具體操作，在家中扮演“財政部長”的角色。

朱福林剛開始擔任權力部門領導時，知道自己是房地產商和企業老板的攻關對象，特別能嚴格要求自己，請客吃飯及各種禮物都能拒絕，對妻子也一再嚴格要求，讓其嚴把家門。

后來，隨著時間推移，房地產商送錢花樣百出，朱福林周圍拍馬屁的人也越來越多，自我感覺越來越好，早就將開始的謹慎拋到腦后。其妻子也慢慢淡忘了最初的承諾，不僅沒有盡到賢內助的職責，反而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