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爆炸救治組專家：現場傷員基本無中毒癥狀

國家衛計委派赴爆炸事故現場的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席修明，對此次天津爆炸事故后的醫療救治情況和未來中國救災醫療體系的建設，提出的觀察和建議

見習記者 單玉曉 劉佳英 記者 徐和謙

在“8.12”天津港瑞海物流倉庫特大火災爆炸事故發生進入第11天后，國家衛計委派赴爆炸事故現場的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席修明，才終于稍有時間坐下來，盤點這一場大災發生后醫療搶險工作的得失和經驗。

1986年，現任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復興醫院院長的席修明，便在中國最早的ICU─協和醫院ICU(即重癥加強護理)進修，并在1988年于北京復興醫院創建該院的ICU團隊。

作為中國當代危重醫學領域的開拓者之一，席修明參加了許多重大災害的搶救工作， 經常需奔赴各地參與災難醫療救援，從汶川大地震、青海玉樹地震、去年的蘇州粉塵爆炸事故到今年的長江利堅沈船事故，席修明在“生命線”上打過的大仗不知凡幾。

此次，天津港爆炸于8月12日深夜發生后，席修明在13日半夜3點多就接到了國家衛計委的電話。包括他在內的七位醫學專家，在13日清晨6點13分，搭上了從北京開往天津的第一班高鐵，投入醫護救援工作。8月23日晚間，席修明接受了財新記者專訪，對此次天津爆炸事故后的醫療救治情況和未來中國救災醫療體系的建設，提出了第一手的觀察。危重燒傷患者仍在“感染期”內搏斗財新記者：截至目前，天津港爆炸事故災后的整體救治情況進展到什幺階段了？患者病情的特點是什幺？

席修明：這一次事故后，累計來醫院就醫的傷員有5000多人，住院的有793人，現在已經有169人出院。這次爆炸造成的傷害類別，主要是爆震、燒傷。重傷員有60-70人，經過初步救治，還剩下32多個重癥傷員，12個危重傷員。

在所有的重傷員里面，有兩大類的傷害威脅到病人的生命：一類是顱腦損壞。因為爆震后，人受到震波撞擊、造成重度顱腦損傷，是危及傷員生命的最主要傷害類型。還有一部分則是燒傷。

在700多個住院的傷患中，大概有80多名燒傷的病人，重度燒傷的大概有3、4個。其中兩個燒傷病情最重的都是消防員，他們的燒傷面積一個是75%、一個是60％，這都是大面積燒傷。還有一位的燒傷面積是40%，面積比較小，但是燒傷的深度比較深；再加上當時病人還吸入了粉塵和火焰，造成呼吸道燒傷，同時合并重度的腦外傷，所以情況比較復雜。

燒傷之后的治療，有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燒傷休克期。因為一燒傷之后，人體內的液體會大量丟失，人就很可能處于休克狀態，所以要進行容量復蘇。經過大量的工作后，傷員現在基本闖過了休克期這關。闖過之后、也就是休克期一周以后，就進入感染期。

所謂感染期，就是指皮膚被燒傷之后，一開始結的焦痂開始脫落。這個焦痂是有保護作用的，所以燒傷類的醫生有句話叫“保痂”。但是對于大面積燒傷患者來講，完全“保痂”是很困難的，因此保不住的痂就要被切掉；切掉以后，肌體就暴露在大氣的環境下，細菌就很容易進入人體，引起感染。

這個時候，醫生的對策是用異體皮把它蓋上，而異體皮能存活大概一周到兩周左右，但他不是患者自己的皮膚，所以就會產生排異；異體皮會再死掉，但至少能夠爭取兩周左右的時間，減少細菌侵蝕。

在此過程中，燒傷科的醫生就要盡可能地縮小創面、覆蓋創面，不要讓其裸露太多。在這個感染期，醫生就是在不斷地覆蓋創面、修復創面，甚至每隔一天就得做一次手術。這些燒傷的危重病人，能不能闖過感染期這關，現在就到了一個比較關鍵的時刻。

鑒于這種復雜情況，我們從全國調集了知名的治療燒傷專家、全國燒傷界的院士都在這里了。包括夏照帆院士、盛志勇院士、304醫院柴家科教授和積水潭醫院的陳欣教授等燒傷的專家。除此之外，衛計委還派了重癥醫學和感染科的專家，和武警醫學院附屬醫院的醫生共同管理傷員、一起做手術、一起看病人，希望能助病人渡過感染期。

在這個感染、發燒、創面清除的反復過程中，生命支持是重要的救治手段。因為在反復手術的過程中，病人可能出現呼吸、循環困難，腎臟功能也有可能出現問題。這個時候我們ICU的醫務人員，就要想辦法維持病人生命體征的穩定。這是一個焦灼的過程。將來這幾個重度燒傷的病人能不能被救活，就要看創面能不能完全植皮覆蓋和生命體征的穩定，特別是對武警醫院里的這兩位危重燒傷傷員來講，是非常關鍵的。

在這次事故中，燒傷的病人往往還伴隨著骨折等爆震傷，呈現出燒傷和爆震傷在一個人身上復合發生的特點。這就給治療帶來更多的困難。經過前一段時間的治療，多數的危重病人都轉危為安了，但現在還有這么幾個病人，確實讓我們揪心。住院病人本周將開始大量出院

財新記者：其他一般燒傷、割裂傷的病人，基本都度過了危險期？

席修明：目前住院的還有600多個病人，很多是屬于爆炸造成的割裂傷，我相信在未來一周之內，他們當中會有大批人開始出院。此外，同仁醫院耳鼻喉科的教授也提出，根據這次事故造成的爆震傷特點，要篩查鼓膜穿孔的情況。通過篩查發現，部分傷員出現了鼓膜穿孔的癥狀，還有傷員則是眼球受到了爆震的影響。

到目前為止，我們進行過的手術至少有400次以上，也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大部分的傷員都轉危為安。住院后過世的傷員只有三名，都是因為顱腦重度受傷所致。這次事故的傷員救治成果，我認為還是非常積極的。

財新記者：一個重大事故后的醫療救治專家組是怎么籌組的？專家組的主要定位是什幺，你們又怎么和當地的救難指揮系統對接分工？

席修明：我們第一批到的7位專家，7點左右就到了濱海新區這邊。到了之后，我們7個人須要先摸底，搞清楚情況，看看一般傷員、重傷員到底有多少人。

財新記者：當時天津指揮部這邊就有人和你們對接嗎？

席修明：當然，包括天津市衛計委、天津市領導、天津的醫療專家、還有國家衛計委的帶隊領導都在那里。我們對接好了之后，就立即開展工作。

第一，是要進行重傷員的集中救治。一般在災難救援的初期，當地的所有醫療機構都在收治病人，人家送來了，你也不能把傷員推走。大大小小的醫院都在收治傷員，不管怎幺說，收至少比不收好。但問題是，是不是所有的醫院都適合收治這樣(爆炸事故)的病人？是不是每家醫院都有能力救治？

我們來了一看，所有的救治點都接收了傷員，但卻分散在39家、近40家醫院，有濱海新區的、天津市區的、甚至在天津幾個郊縣醫院的都有。

所以，在早期的包扎、止血等環節處理完畢后，我們就要進行分診，看看這些醫院是否適合救治某類傷員。災難救援中有個基本原則，就是盡量集中，包括病人集中、醫務人員集中、醫療物資集中等等。經過篩查發現，一些小醫院無法救治危重病人，所以我們就安排危重病人去大醫院，每個大醫院又根據病種大致劃分任務。例如燒傷就要盡量按排到有燒傷科的醫院，腦外傷安排到有神經外科的醫院，當然重傷員要集中到ICU救治，這是多年的經驗，也是國際通行的辦法。

在救治初期，我們大量地在轉診病人，使其盡量集中，讓專家、物資的供給力量都有保障，否則傷患如果分散在太多醫院，我們專家組到一個醫院只能看一兩個人，就要再跑到下個點，時間利用上很沒效率。

第二，是把要傷員分類，包括普通傷員、病危傷員、重傷員等等。我們和天津當地的專家，再根據不同類別傷員的傷情，確定須要有哪些專家來會診，確定手術的時間。為此，我們還專門做了一套信息系統，把所有的傷員“點對點”，將所有傷員的姓名、傷情、疾病程度等進行統計。這樣，專家們對傷員的情況就能做到“心中有數”。現在只要一說哪個醫院、哪個重病人，我們心里全清楚他的情況。這些梳理、篩查工作，使我們的醫療救援開展得井然有序。

從衛計委派來的專家們，工作主要分兩大塊。一塊是“定點組”，也就是每個醫院各派幾個專家固定支援。比如我們最早在港口醫院、泰達醫院、第五中心醫院和武警醫院都派駐了專家組，根據每個醫院重傷員的情況，分別派駐3到6名專家。

剩下的專家則組成巡視組，到各個醫院去巡診，協助各醫院的醫療團隊對救治工作提出建議，對具體傷員的情況進行會診。

事發以來，我們前前后后來了近80位專家，第一天就來了36個，現在還有人來，當然也有人已經走了。專家們的組成由專業來劃分，包括像我們做重癥醫學的，燒傷的專家、骨科的專家，還有從事心理撫慰以及康復、護理方面的專家等等。

在任何爆震之后，老百姓的心理恐慌問題都值得關注，美國海灣戰爭之后，從戰場上回國的傷員中，有3.5%都發生PTSD（創傷后應激障礙），所以這次天津爆炸后，我們也很注重心理干預問題。

在爆炸后發生的第二天，我們就從北京調來6位心理專家，和天津的心理醫生一起組成一個團隊進行心理干預。他們不但對醫院里的住院病人進行心理干預，還對部分安置點的群眾進行心理干預，主要就是與他們溝通、聊天、安撫。他們的工作得到了當地很多傷員和群眾的稱贊，心理干預組幾乎每天都是最晚才回到救援組駐地的。

此外，我們還從北京康復中心，宣武醫院調來了約4名康復醫學的專家。這些專家來后巡視了所有的住院病人，與天津的康復醫生共同挑出了后續需要進行康復的傷員，并針對每一個傷員制定了康復計劃，使早期康復治療得以實現。事故現場病患未發現中毒隱憂

財新記者：除了燒傷、爆震傷之外，公眾也對此次爆炸后，在燃燒中可能釋放到空氣里的有毒物質、危化物深感擔憂。從醫學角度看，這對現場居民、救災隊伍的健康影響會造成隱憂嗎？

席修明：我認為這個問題炒得有點過了。舉個例子，我們最晚救出來的一位傷員，是在爆炸現場的核心區躺了60多個小時，他是一名普通的工人，身上沒有任何防護。那個傷員救出來的時候，我跟著去了，爆炸后他在現場躺了60多個小時，但送醫時沒有任何中毒跡象。后來，我們又把他的血液標本、尿液標本送到北京307醫院做毒理檢查，也沒有發現中毒的證據。為了排查可能的中毒隱憂，我們又在所有住院的傷員中，抽了50多個人的血液標本送到北京去檢查。到22號出來的檢查結果顯示，所有各類危化物的中毒反應，都是的陰性的，都沒有中毒。

何況，在爆炸的瞬間，粉塵往往是最多的，但粉塵落下之后就不存在于空氣中了。我們可能最多聞著有點味兒，或者是受到點刺激，但是目前來看，急性中毒的癥狀不會有。

但是在燃燒過程中，有些物質，例如氨、苯燃燒后的氣體，如果吸進到血液、流轉到肝臟、腎臟后，會不會有長期的作用和影響？這個現在不好說，還有待觀察。

財新記者：這次爆炸后，從一開始的急救、搶險、分診、集中，到后期的心理干預和康復，都有一個統一的指揮部來指導嗎？

席修明：這一次光指揮部的醫療組，就有三位副部級的領導指揮，包括天津市政府分管醫療的的曹小紅副市長、天津市委常委、市教工委書記朱麗萍，還有國家衛計委的崔麗副主任，大家每天都會開會、統一指揮調度，布置具體工作。包括每一批找哪些專家來天津，也是大家一起討論的。藥品、植皮用料和血液制品的供應也非常充分。救災醫療“國家隊” 應該怎么建財新記者：每次出現重大事故，不論是生產事故或是自然災害后，國家派出醫療救援組馳援事發地的機制，是近年來才逐漸完善的嗎？

席修明：從我個人經驗來講，這種體系是從SARS以后建立的。從SARS以后，我們就意識到，中國的災難救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 從SARS以后，中國就成立了國家減災委員會，這也是全世界通行的辦法。各個部委都根據要求，成立了相應的災難預防機構。比如國家衛計委成立了應急辦公室，在應急辦之下成立了配套的組織機構─“中國災難醫療救援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又根據災害的性質和任務，下設醫療救援、放射物救援、毒物救援等不同的救援小組，每個組有專家參與，定期組織災難醫學方面的學術活動。我自己則是醫療救援組的副組長。

此外，隨著國家財力的增長和對災難醫學投入的增加，國務院已經投了幾個億，為災難醫療的“國家隊”組建了7個可移動的野外醫院方艙，分別部署在全國各個區域。

險情發生時，每一個野外醫院方艙運到災害發生地、設施全部展開后，就是一個有150張床的醫院，還有手術室和ICU。每一個方艙，都配備了專職的醫療隊伍，以維持方艙的運轉。現在，各個方艙都是交由地方上的醫院進行維管，比如在北京放在中日友好醫院、在上海放在東方醫院、在四川放在華西醫院、在東北放在中國醫大附屬醫院、在廣東放在廣州醫學大學第二附屬醫院……等等。

過去中國主要的專業災難救援都靠部隊，部隊自己就有野戰醫療方艙。但這次建設的7個方艙，是專門給地方配備的。我相信隨著財力的不斷投入，中國災難救援的設備會越來越好。

但是如果和美國相比，在美國的國家減災委員會之下，就設有52個醫療救援隊伍，并根據專業進行分工，在應對地震、洪水、爆炸等不同情況時，均能派出相應的團隊組合。相比之下，中國災難醫療救援委員會的救援小組，專業劃分還不夠細致，目前才剛剛起步，專家委員會底下，也缺乏具體執行任務的醫療團隊力量。

我個人的想法是，中國應該吸收發達國家的經驗，根據專業特點組建各類醫療救援隊，幷定期對救援隊的人員進行培訓。

財新記者：在美國，這些醫療救援隊伍的人員是專職待命的嗎？

席修明：不是的，他們平時就在一般醫院里工作，但有規定，這些身為救援小組成員的人，一年至少要進行不少于一定時長的訓練。

財新記者：在中央層面組成一支常備的醫療應急國家隊，是強化目前中國災難醫療救援委員會的各個專家組之下，實際執行力量不足的解決之道嗎？

席修明：這種做法在操作層面存在困難。因為中國的面積太大，發生在不同地域的災難，最先到達現場的，一定是當地的救援隊伍，而不是中央派來的。所以，與其去建立中央統一的救災醫療隊伍，各地建立自己的醫療救援隊伍更顯重要。中央層面派出的專家組，功能更多地在于指導、探查、搜集情報，起到“哨兵”的作用，不是全都要撲到一線去救援。我們的任務，主要在于幫助找到問題的癥結所在，爲領導層決策提供建議，為地方的搶救工作提供意見。

但是現在各個省也是在學中央，哪里出了事，就只派一個專家組下去。所以，究竟是要在國家層面建立救援隊伍，還是以各個省為單位成立醫療救援隊，這也是實踐中糾結的問題。

目前的運作方式是，一旦發生災難，一般是由國家衛計委的應急辦和醫政醫管局這兩個部門，根據災難的性質，共同組織、調配不同的專家，組成醫療隊。

我想，如果把災難的醫療救援任務下放到各個省，由每個省自己組建救援隊伍，國家層面則扮演支援、建議的角色，例如各省缺少某類專家和設備時，再從中央調配，我想這是更符合國情的。但這種設想，還需要時間的檢驗。

財新記者：和你參與過的其他重大事故搶救相比，天津這次有哪些特殊之處？又從先前的案例中，吸取了哪些教訓經驗？

席修明：從災難醫學的角度來講，天津港這次爆炸的人數規模，并不是特別大的災難。和汶川地震相比，這一次仍屬于局部的、小范圍的災難。再加上事發現場離醫院很近，多家醫院又分布在事發地周邊，因此傷員都能夠很快地得到救治。汶川大地震的時候，傷員的總數量大、又分散，通往山區的路全毀了，依靠公路交通根本無法及時運出傷員，我們沒有對地方開放低空領域，直升飛機只能依靠軍隊，大批傷員滯留在山區里。而地震的時候，震中的醫療機構也造到破壞，后送所有的傷員是挽救生命的關鍵。

而這一次在天津，幸好事發地周邊的醫院本身沒有受到大的損傷，一旦查清了局部損毀的情況之后，就可以開始接收病人；否則，它不但收不了病人，原有的病人還得往外送，那樣壓力就非常大了。許多醫院的員工和家屬，自己就住在爆炸范圍內的小區里，但是醫院人員卻都能在第一時間自發地趕到醫院，而非只照看自己的親屬，這非常感人，這也是醫生職業的操守。這次爆炸發生后，還有很多人性的東西，都展現出來了。

早期應急反應時的信息建設非常重要。否則災難一來，當地根本找不到人的時候，災難救援派去的物資、人員調配，往往是混亂的。可能調去的人不一定合適、調去的物資沒有用，真正需要的物資和人又找不到。我們現在還缺乏“哨兵”，“哨兵”體系的運作還不好。

像我們這次專家組13號一到，最重要的就是先搞摸底調查，先把信息搞準、把傷員的整體情況進行統計、分類，這樣我們才能決定下一步要做什幺，怎幺做，整個天津的醫療資源應該怎幺配置。

中國的災難救援有一個逐漸轉型的過程。我相信，將來我們的衛計部門能組建更完善的專家庫，使中國的災難救援醫療，逐步和國際接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