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善于講話，也不習慣發表演說，我一生就沒有做過教師。這次來到日本，在東京朝日講堂談過一次我五十年的文學生活。這是破例的事，這是為了報答邀請我來訪日的朋友們的好意。我始終不能忘記：“文化大革命”中我靠邊受批判、熟人在路上遇見也不敢相認的時候，日本朋友到處打聽我的消息、要求同我見面。很可能問的人多了，“四人幫”才不敢對我下毒手。為了讓日本朋友進一步了解我，我講了我自己的事，我也解剖了自己。
我正是因為不善于講話，有感情表達不出來，才求助于紙筆，用小說的情景發泄自己的愛和恨，從讀者變成了作家。1928年在法國寫成第一部小說《滅亡》，寄回國內，由朋友介紹在一份當時的權威《小說月報》上發表，順利進入了文壇。
過一年半載，就用不著我自己寫好稿到處投稿，雜志的編輯會找人來向我組稿。我并未學過文學，中文的修養也不高，唯一的長處是小說讀得多，古今中外作品能到手的就讀，讀了不完全忘記，腦子里裝了一大堆“雜貨”。
我寫作一不是為了謀生，二不是為了出名，雖然我也要吃飯，但是我到40歲才結婚，一個人花不了多少錢。我寫作是為了同敵人戰斗。那一堆“雜貨”可以說是各種各樣的武器，我打仗時不管什么武器，只要用得著，我都用上去。
前兩天，有一位日本作家問我，你怎么同時喜歡各種流派的作家和作品呢？我說，我不是文學家，不屬于任何派別，所以我不受限制。那位朋友又問，“你明明寫了那許多作品，你怎么說不是文學家呢？”我說，唯其不是文學家，我就不受文學規律的限制，我也不怕別人把我趕出文學界。我的敵人是什么呢？我說過：“一切舊的傳統觀念，一切阻止社會進步和人性發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殘愛的努力，它們都是我最大的敵人。”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寫來控訴、揭露、攻擊這些敵人的。
從1929年到1948年這20年中間，我寫得快，也寫得多。我覺得有一根鞭子在抽打我的心，又覺得仿佛有什么鬼魂借我的筆為自己伸冤一樣。我常常同主人公一起哭笑，又常常絕望地亂搔頭發。我說我寫作如同在生活，又說作品的最高境界是寫作同生活的一致，是作家同人的一致，主要的意思是不說謊。
我最近還在另一個地方說過：藝術的最高境界是無技巧。我幾十年前同一位朋友辯論時就說過：長得好看的人用不著濃妝艷抹，而我的文章就像一個丑八怪，不打扮，看起來倒還順眼些。他說：“流傳久遠的作品是靠文學技巧流傳，誰會關心百十年前的生活？”我不同意，我認為打動人心的還是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和主人公的命運。這仍然是在反對那些無中生有、混淆黑白的花言巧語。我最恨那些欺世盜名、欺騙讀者的謊言。
在最初的20年間，我寫了后來編成十四卷《文集》的長篇、中篇、短篇小說。里面有《激流三部曲》，有《憩園》，有《寒夜》。第二個20年里面，新中國成立了，一切都改變了，我想丟掉我那枝寫慣黑暗的舊筆，改寫新人新事，可是因為不熟悉新的生活，又不能深入，結果寫出來的作品連自己也不滿意，而且經常在各種社會活動中花費大量的時間，寫作的機會更少了。
我一次一次地訂計劃叫嚷要為爭取寫作時間奮斗。然而計劃尚未實現，“文化大革命”來了。我一下子變成了“大文霸”、“牛鬼蛇神”，經常給揪出去批斗，后來索性由當時“四人幫”在上海的六個負責人王洪文、馬天水、徐景賢等決定把我打成不戴帽子的反革命，趕出文藝界。造反派和“四人幫”的爪牙貼了我幾千張大字報，甚至在大馬路上貼出大字標語說我是“賣國賊”，“反革命”，要把我搞臭。張春橋公開宣布，我不能再寫作。但是讀者有讀者自己的看法。張春橋即使有再大的權力也不能把我從讀者的心上挖掉。事實也是這樣，“四人幫”垮臺后，我仍然得到讀者的信任。我常說：“讀者們的期望就是對我的鞭策。”讀者要我寫作用不著等待長官批準。“四人幫”倒了，我的書重版卻得到了更多的讀者。
我雖然得到了“第二次解放”，究竟白白浪費將近十年的時間，真是噩夢醒來，人已衰老。我今年76歲，可以工作的時間已經不多了。我必須抓緊時間，也抓緊工作。
我制訂了五年計劃，宣布要寫八本書(其中包括兩部長篇小說)，翻譯五卷的赫爾岑的回憶錄。本來作者寫作品用不著到處宣傳，寫出就行，我大張旗鼓，制造輿論，就是希望別人不要來干擾，讓我從容執筆，這是我最后一次為爭取寫作時間而奮斗。
我要奮筆多寫。究竟寫什么呢？五本《隨想錄》將是我生活中探索的結果。我要認真思考，根據個人的經驗，就文學和生活中的許多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兩本小說將反映我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不一定寫真人真事，也寫可能發生的事。
我認為那十年浩劫在人類歷史上是一件大事。不僅和我們有關，我看和全人類都有關。要是它當時不在中國發生，它以后也會在別處發生。我對一位日本朋友說：我們遭逢了不幸，可是別的國家的朋友免掉了災難，我們也算是一種反面教員吧。我又說，在這一點上我們也可以引以為驕傲。古今中外的作家，誰有過這種可怕而又可笑、古怪而又慘痛的經歷呢？當時中國的作家卻很少有一個逃掉，每一個人都做了表演，出了丑，受了傷，甚至獻出了生命，但也經受了考驗。今天我回頭看自己在十年中間的所作所為和別人的所作所為，實在不能理解。我自己仿佛是受了催眠術一樣變得幼稚，多么愚蠢，甚至把殘酷、荒唐當嚴肅、正確。我這樣想：要是我不把這十年的苦難生活作一個總結，從徹底解剖自己開始，弄清楚當時發生的事情，那么有一天說不定情況一變，我又會中了催眠術無緣無故的變成另外一個人，這太可怕了！這是一筆心靈上的欠債，我必須早日還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50年前的事情。“寫吧，寫吧。”好像有一個聲音經常在我耳邊叫。
我于是想起了1944年我向讀者許下的愿，我用讀者的口說出了對作家們的要求：“你們把人們的心拉攏了，讓人們相互了解，你們就是在寒天送炭、在痛苦送安慰的人。”我要寫，我要奮筆寫下去。首先我要使自己“變地善良些、純潔些，對別人有用些”。
我快要走到生命的盡頭了。我不愿意空著雙手離開人世，我要寫，我絕不停止我的筆，讓它點燃火狠狠地燒我自己，到了我燒成灰燼的時候，我的愛、我的恨也不會在人間消失。
標題為編者所加原標題為《我和文學》
“作家就是作家嘛，他靠作品而存在，不能靠資格活下去。作家是職業，不是官職。只要手里捏著筆，他可以寫到死。只要有人讀他的書，誰也不能強迫他擱筆。但是作家多年不寫文章，他就會被讀者忘記。……培養作家的是生活，養活作家的是讀者，我始終是這樣想。”
——巴金語錄之文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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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不是高高在上的思想是俯身于大地的思想就像成熟的麥穗因為成熟而沉重讓思想者向著大地彎曲一個畢生致力于思想的人一個靠筆思考的人在他離去的時刻他的死如同熟鐵使他的生獲得了富有深意的扎根思想總是在毫無準備的情形下光臨的它總是以緩慢的姿態出現讓渴望者松弛下來準備好盛接它的器皿它以一個形象一個反詰一個斷片的流動來還原渴求的形象時間被勸化了空間柔軟而渾圓思想得以打開使黑暗進一步黑下去黑得雪亮思想使光進一步純粹就像刃口上飄過的碎屑當思想使思者無聲的受孕于一瞬之時當事人就能感覺到思想是一件需要精心準備的后事是讓大面積的時光通體流過而無須阻攔的時刻什么事也不能干就讓它通過這讓我們想起了伽達默爾道出的思想實質﹃所謂思想就是在思想中工作因為思想的激情令他震顫如同受著凌駕在他之上的暴力的脅迫和一個被果敢地提出的問題的激發一樣﹄｜巴金的一生再一次證明了一個現象有些人來到這個世界就是為了思想又因為﹃人的全部的尊嚴就在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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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衡星·思想之痛部分
﹃抬棺者﹄的精神宿命
愛與真巴金的人格肖像
精神覘標巴金的意義
我們該如何紀念巴金
巴金給了我們什么
巴金思想錄
巴金思想小詞典
︽再思錄︾生命之書
︽懷念胡風︾巴金最深的痛
不應該神話巴金
口舌之刃無法割斷歷史經脈
真話的重量
一生最后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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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權星 巴金文學演繹部分
︱︱對川劇格外﹃偏心﹄
︱︱致成都川劇院的一封信
︱︱舞臺上的傳世之﹃家﹄
︱︱是﹃牛﹄是人姓巴姓李
︱︱敢于否定自己
︱︱此情悠悠
︱︱一個小老頭 名字叫巴金
︱︱荊棘變作桂冠
︱︱象牙塔與峰火臺
︱︱凝血的匕首
︱︱刻畫憎恨的陰影
︱︱怎一個﹃美﹄字了得
︱︱大家族的沒落
︱︱兩張全家福
文學開出的藝術與榮譽之花
我知道巴老喜歡川劇。上世紀60年代初，巴老回成都寫作，我與巴老第一次見面的地點，巴老就約在川劇場。巴老與酷愛川劇的成都市市長李宗林是朋友。不少川劇演員也十分尊重巴老，與巴老交往甚密。巴老的《成都日記》中的第一天日記，就記有著名川劇表演藝術家陳書舫、戴雪如去看望他。巴老這次在成都住了4個多月，看川劇達30多場。其中最使巴老感動的是《生死牌》。1961年1月24日，巴老在給蕭珊的信上說：“上星期六我請川劇二團演了一次《生死牌》，不單是我看得流淚，沙汀也揩了幾次眼睛，張老的太太一直在用手帕。川劇有些改動，但仍然激動人心。”
巴老稱贊川劇劇本的文學性強。在《談我的短篇小說》一文中，巴老說：“我喜歡的倒是一些地方戲的折子戲。我覺得它們都是很好的短篇小說。隨便舉一個例子，川劇的《周仁上路》就比我寫的那些短篇好得太多。一個人的短短自述把故事交代得很清楚，寫內心的斗爭和思想的反復變化相當深刻，突出了一個有正義感的人物的性格，有感情，能打動人心。它有點像西洋的優秀的短篇作品，其實完全是中國人的東西，而且是從人民中間來的東西。可見我們的民族的傳統深厚：我們有用之不盡的寶山，只等我們虛心地去開發。每一下鋤頭或者電鎬都可以給我們帶來豐富的收獲。”這個觀點，巴老也對我說過。
巴老尊重德藝雙馨的藝術家。川劇表演藝術家廖靜秋患癌癥。為保留她的藝術精品《杜十娘》，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巴老與作家李劼人、沙汀等，聯名提案把《杜十娘》趕快拍成電影。巴老說：“現代科學固然不能挽救她的生命、減輕她的痛苦，但可以保留她的藝術。”廖靜秋拍完電影《杜十娘》后不久逝世，巴老為此寫了散文《廖靜秋同志》，稱贊廖靜秋“不愿意白活”，“不愿意把她有的那一點發光的東西帶進墳墓里，即使花了那么多痛苦的代價，她也要多留一點東西給中國人民。”
“文化大革命”摧毀了文化，摧毀了戲曲，也摧毀了川劇。粉碎“四人幫”以后，鄧小平在1978年看了川劇，沖破“四人幫”的禁錮，讓川劇和戲曲獲得新生。四川及時地提出振興川劇的口號，在全國戲曲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巴老很贊成振興川劇。 (節選自李致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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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川劇的劇目是那么豐富”
——致成都市川劇院的一封信
成都市川劇院：
今天是成都市川劇院建院一周年的節日，市川劇院的同志們知道我喜歡看川戲，來信要我對川劇的演出提一點意見。我拿起筆，卻不知道寫什么好。說實話，我只是一個普通的觀眾。我自小就愛看戲。我生在成都，到19歲才離開四川，不消說，看川戲的機會很多。在四川的時候，我并不覺得自己對川戲有特 殊愛好。可是1936年，我在上海重看川戲就有一種舊友重逢的感情。1940年年底，我第一次回到四川后，由重慶坐船到江安去看朋友，船在瀘縣停了大半天，我上岸去隨便走走，忽然聽見有人在唱《情探》，我居然站在一家商店門前聽完了半張唱片，我覺得多么親切、多么高興。喜歡聽鄉音，這是人之常情。我對川戲的偏愛，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說到偏愛，也并非盲目崇拜，不辨好歹。有一個時期(1944年下半年到1946年上半年)，我住在重慶民國路，附近就有川劇院，我記不起是“一川”或“二川”了，總之，買票方便。但是我去看過三次或四次，就不想再去了。和尚與西裝少年同臺，演員在臺上隨便開玩笑。那些做黃白生意發財的觀眾最欣賞的是色情的東西。每次我都等不到戲終場就走了。我有幾個愛好川劇的外省朋友，抗戰期間他們也曾在重慶住過幾年，但那個時候他們是不看川戲的。他們愛上川戲，還是解放以后的事。川戲在上海演出，得到很高的評價，也是解放以后的事。1936年川戲班在上海演出《評雪辨蹤》，觀眾寥寥無幾。1954年曾榮華和許倩云兩位同志在上海演《彩樓記》就受到觀眾們的熱烈的歡迎。觀眾變了，劇本也改得好了，演員的表演也進步了。要是我再拿抗戰后期在重慶看過的川戲跟最近幾年先后在上海看到的幾個川劇團的演出比一下，真可以說是有天淵之隔。
從1954年起我在上海看過四次川劇的演出。在劇場里也常常遇見外省的朋友。大家談起來，對川劇的喜愛都是相同的，意見也差不多。都說川劇劇目多而好，表演有獨特的風格，臺詞精煉而又風趣，生活味道很濃；有人甚至說川劇從劇本到表演都夠得上三個字的評語，那就是“精”“深”“美”。自然這是指好戲說的。我過去也看過一些壞戲。川劇團在上海演出的劇目中也有壞戲，也有還不曾整理好的戲，至于好戲像《柳蔭記》《翠香記》《評雪辨蹤》《拉郎配》等等都是經過了多次修改和加工的。去年9月我看過青年演出團的《拉郎配》，加了一場新的《武拉》，而且，改得的確比1957年在這里演出的更好了。我最近無意間讀到原來的《鴛鴦絳》，才懂得所謂“化腐朽為神奇”的意義。幾個主要人物的外表，似乎沒有什么差異，可是精神面貌不同了。人物的性格鮮明了，主題也突出了。本來是歌頌封建統治者的戲現在變成了揭露封建統治者罪惡的諷刺喜劇。原來那個做替死鬼的大頭、小吹董大也變成了觀眾最喜愛的有血有肉的董代了。《拉郎配》的確是一個最受外省朋友歡迎的好戲。去年我在北京遇見一位向來不看戲的朋友，他忽然拉住我說：“想不到川戲的喜劇那樣好。”他指的就是這個戲，從這里也可以看出解放十年來戲改工作的巨大成績。
我常常聽見人們談到川劇中的喜劇，都說它好，川劇團在各地演出的喜劇也比較多些。不過我覺得有些戲似乎還需要更好的加工，要是都能夠整理到《拉郎配》那樣完整就更好了。《喬老爺上轎》也是近幾年中整理出來的很好的喜劇，倘使再花一點點功夫也就可以跟《拉郎配》媲美了。像這樣的戲都是應當列入世界喜劇名作之林的。
其實川劇的劇目那么豐富，稱得上好戲的豈止喜劇而已！像去年九月青年演出團在上海演過的《治中山》就是一本激動人心的好戲，雖然還不夠完整，但是在現有的基礎上加工也并不困難。這個戲在上海只演了一場，可是好些看過戲的人都贊不絕口。《焚香記》也是感染力很強的好戲，聽說出國演出團在柏林演完這個戲，謝幕多到22次。兩個多月前陜西省戲曲演出團的秦腔古典劇《趙氏孤兒》轟動了上海文藝界。我曾經這樣想：為什么川劇團不把這個戲帶出來呢？1956年年底，我在成都陪西德劇作家魏森堡(《十五貫》的德文譯者)看過這個戲的一段，覺得很不錯。有些外省朋友說，川劇表演以“三小”見長。我不大同意這種說法。所以我倒希望今后川劇團出川巡回演出，在喜劇之外，也帶些正戲和悲劇出來。培養演員也一定能做到全面發展，不會只限于“三小”的。
最近幾年來，川劇在黨的領導下對于新生力量的培養做了很多的工作，也有了不小的成績。許多人談到這一點，都表示欽佩，我也聽見一些同志在公開的會上稱贊川劇青年演員成長的迅速。據我這個外行看來，就數量和普遍說，恐怕沒有一種劇種在這方面比得上川劇。但是在去年到上海來的青年演出團中我還沒有見到一位像姚璇秋同志(潮劇演員)那樣成熟的演員，姚同志是在1953年才開始學戲的。我對去年看到的《白蛇傳》感到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我看見的，還只是演員，不是民間傳說中的白蛇和許仙。為了表演身段和功夫，忽略了人物，也可以說是“得不償失”罷。好的演員便不是這樣。例如陽友鶴同志，這里好些文藝界的朋友特別欣賞他的演技。一位有名的劇作家說，看陽友鶴同志的戲就像看齊白石的畫一樣，淡淡的幾筆就把人物勾出來了。
我說這些話絕非故意挑剔。我不過提醒同志們：在社會主義的大競賽中不能有片刻的松懈；別人跑到前面去了，就應當迎頭趕上。這種道理同志們一定比我更清楚，用不著我饒舌了。作為愛好川劇的觀眾，我愿意在這個喜慶的日子里，代表我全家(連我的九歲的男孩也喜歡川劇！)向川劇院的同志們表示祝賀與感謝。川劇院的同志們在1959年已經打了很漂亮的勝仗。在這個偉大的20世紀60年代中，川劇的前途是無限美好的，川劇院的同志們一定會取得更大的勝利，演出更多更好的戲為我們偉大的時代和英勇的人民服務。
巴金
1960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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