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被遺忘的“中國人民的朋友”羅生特

“中國人民的朋友”羅生特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來自奧地利的羅生特醫生救死扶傷，在中共軍隊中服役9年，影響和貢獻不在白求恩之下，卻遇阻于新中國大門之外，客死異鄉，長達近40年湮沒無聞。

穿著新四軍軍裝的羅生特。（資料圖片）

作者：徐天 楊天宇

1977年11月底，肺癌晚期的前中國駐聯邦德國大使王雨田住在北京醫院，已接受了多次化療。躺在病床上的他很瘦，虛弱無力。

他忽然對妻子、時任外交部領事司副司長的張惠新提起了一個人——羅生特。30多年前，來自奧地利的羅生特是他們夫婦在八路軍時的戰友。“羅生特是個偉大的人，和白求恩一樣。我沒能在他最困難的時候幫助到他，希望你們能做點什么。中國不能忘記他。”

早在1952年，王雨田在中國駐東德大使館任政務參贊。張惠新后來回憶稱，王雨田當時接到羅生特妹妹的求助信，希望他幫助羅生特實現回中國的愿望。他正好回國休假，就請示了國內，得到了同意。等他回到東德進一步聯絡時卻得知，羅生特已經患心臟病去世了。

能確定的是，死前兩年，羅生特曾向幾家中國駐外機構申請過簽證，但要么未獲準，要么等待遙遙無期。個中曲折，已難以確知。這名中共特別黨員最終沒能回到自己戰斗了9年的地方，客死以色列。

向妻子交代完這個未了的心事，不到半個月，王雨田就去世了。為羅生特做點什么，成為了他的中國老戰友們共同的心愿。

中共特別黨員

1938年3月，納粹德國占領了奧地利，上萬名“不可靠分子”被捕，投入集中營。35歲的猶太醫生、奧地利社會民主黨人雅各布·羅森菲爾德也在其中。他從維也納大學獲綜合醫學博士學位后，已行醫10年。1939年夏天，他獲釋出獄，被判終身驅逐出國。

當時，中國上海是世界上屈指可數的可容許猶太人避難的地方之一。1939年8月，羅森菲爾德和弟弟以及一名集中營的難友一起來到上海。他在法租界開了一家診所，很快聲譽鵲起。

他加入了波蘭籍猶太人希伯領導的一個小組，經常在一起學習馬列主義著作和中共的抗戰主張。曾加入過德國共產黨的希伯，與中共地下黨組織關系密切，一年前曾以記者身份到皖南新四軍駐地采訪，常常談起這次旅行的見聞。羅森菲爾德對抗擊法西斯的新四軍充滿了興趣，表示希望能參加戰地救護。

在希伯的介紹下，經新四軍軍醫處處長沈其震和材料科科長吳之理的考察，他得償所愿，由中共地下黨組織護送去了蘇北。

彼時正是皖南事變之后，新四軍剛重新組建，軍部設在江蘇鹽城。1941年3月20日，代軍長陳毅和政委劉少奇在鹽城召開大會，歡迎他的到來。

他只會說德語，唯一能擔任翻譯的是沈其震。他講述了在集中營的經歷和來到新四軍的興奮之情，引起了在場人的共鳴。講話不時被掌聲打斷，聽眾們一同高呼“打倒法西斯”“打倒希特勒”等口號。

最后，陳毅致辭。他說，八路軍有加拿大和美國共產黨派來的白求恩大夫和印度派來的援華醫療隊，現在新四軍的衛生工作也有了從奧地利來的著名醫生——羅生特(沈其震給他起的中國名字)博士。“中國的革命和抗日戰爭不是孤立的，全世界正義人士都在聲援我們！”

1942年春天，羅生特提出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申請。他本是社會民主黨人，對斯大林和蘇共也都印象不佳，但新四軍讓他改變了看法。由陳毅和新四軍政治部宣傳部長錢俊瑞做入黨介紹人，經中共華中局批準，他成為了中共的特別黨員。

此后，這個特別黨員一身戎裝，先后參加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服役達9年之久。

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他提出，想回解放了的祖國奧地利去，和家人相聚，尋找失散的女友，同時動員舊友來參加新中國建設。中央批準了他的請求。

送別羅生特時，劉少奇說：“當年在鹽城歡迎你，那是在抗日戰爭艱難的敵后；今天在天津歡送你，我們已取得了革命的勝利，開始建設新中國。這中間有你很大的功勞。”之后，羅榮桓夫婦將他送上了前往上海的火車。在上海，時任市長陳毅設宴為他踐行。

當時，他的新四軍老戰友、時任解放軍東北軍區衛生部副部長吳之理正好在上海。多年后，擔任了軍事醫學科學院副院長的吳之理還清楚地記得，臨行前，羅生特告訴他，自己還會回中國，并且要帶著未來的妻子一起來。羅生特在中國的九年間，他和羅生特多次分別又重逢，他以為，這一次分別亦是尋常事。沒想到，竟成永別。

客死以色列

1949年11月末，羅生特回到奧地利，得知母親已慘死于集中營，弟妹也都逃離了奧地利。家破人亡的他，在維也納漂泊無依。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得知昔日的中國戰友們紛紛重上前線，羅生特非常希望能回到中國，加入他們的行列。

后來任中科院院士、中國醫學科學院副院長的沈其震在接受奧地利對華友好及文化關系促進協會(奧中友協)副會長格爾德·卡明斯基訪問時曾告訴他，羅生特向中國駐東德大使館申請簽證，但因在抗美援朝期間，中方對與西方人員接觸非常審慎，沒能如愿的羅生特受到很大打擊。

1951年，羅生特又去了中國駐瑞士大使館，再次提出去中國的申請，遲遲未獲答復。他決定去以色列投奔弟弟，同時等待答復。

1952年初，他終于接到中國駐瑞士大使館的回復，請他去大使館面談。這次見面的詳情，已經無法獲知。這年3月11日，他給在英國的妹妹寫信說：“應我的老公司(指代中國的暗語)的邀請，我在歐洲呆了四個星期。會面沒有得出最終的結論……不過我還是充滿信心。”

返回以色列后，健康每況愈下的他住進了醫院——1948年平津戰役結束后，他曾去北京協和醫院檢查身體，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壓、冠心病、主動脈硬化性心臟病和陳舊性心肌梗塞。

1952年4月22日那天，他情緒很好，晚飯時還唱了歌。但當晚，心臟病發作，他驟然去世，沒有留下只言片語。

不久，當年的戰友們先后得知羅生特去世，無不唏噓。但一場又一場的運動，讓他們自顧不暇。這個曾經與白求恩比肩的名字，就此湮沒無聞。

“總后”調研

羅生特這個名字再次被提起，已是上世紀80年代。

1986年，解放軍后勤學院學術研究部成立了后勤歷史研究室，馮彩章、李葆定都是該室研究員。

李葆定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當過醫生的馮彩章提議，研究后勤歷史，從衛生領域的人物切入，也許更為方便。于是，一個鮮為人知的名字——羅生特，進入了他們的視線。

1987年秋天，他們去了羅生特曾經工作過的山東省莒南縣調研。抗戰時，這里是八路軍山東軍區機關駐地，羅生特1943年8月曾來此給患腎病的山東軍區司令員兼政委羅榮桓治病，并且留在了這里，一直到抗戰勝利。莒南縣縣委辦公室主任徐林田和縣黨史辦公室主任張開文接待了他們，陪同他們四處走訪。

當地老人仍與抗戰時一樣，親切地稱呼羅生特為“羅大鼻子”。“羅大鼻子”搶救產婦、治療癌癥的故事，比比皆是。如1944年，山東省參議會參議員彭葆仁患乳腺癌，需要作切除手術。這樣的大手術，誰都不敢想。但羅生特和王雨田搭檔，成功實施了手術。

馮彩章和李葆定調研后認為，羅生特在中共軍隊中服役9年，轉戰三大戰略區，是擔任軍隊實際職務最高的西方人，對中國抗戰和中國革命的貢獻都不在白求恩之下，但卻幾乎不為人知，這是很不相稱的。

1988年1月30日，他們在《健康報》頭版發表了紀念羅生特的文章《遲到的紀念——追記奧地利醫生羅生特》。羅生特這個名字引起了外界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