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肅（右）早年說相聲劇照。資料圖片
閻肅和家人的合影。資料圖片
人物簡介
閻肅 空軍政治部文工團創作員、國家一級編劇，專業技術一級、文職特級，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30年5月出生，1953年4月入黨，1953年6月入伍，創作了1000多部（首）作品，獲國家和軍隊大獎100余項，參與策劃100多臺重大文藝活動，先后被評為空軍優秀共產黨員、優秀文藝工作者，榮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4次。
開欄的話
9月16日，為深入學習宣傳貫徹習近平總書記文藝工作座談會重要講話精神，由中央文明辦、光明日報社指導，中宣部文藝局、中國文明網、光明網主辦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百位文藝名家講故事”活動正式啟動。
活動以網絡視頻訪談的形式，邀請百位文藝名家生動講述各自在藝術道路上留下的精彩故事。讓觀眾在品讀他們的故事中感受藝術家為祖國、為時代、為人民而歌的責任擔當，傳承真善美、傳遞向上向善的價值觀，展示廣大文藝工作者深入學習貫徹習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積極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生動實踐。
棄學從藝，文藝工作大有可為
解放前，我從重慶南開中學畢業，當時考上兩所大學：重慶大學和四川大學，后來讀了重大的工商管理系。解放后，我們重慶大中院校的學生參加了當時新民主主義青年團西南工作委員會舉辦的一個夏季暑期學員活動。當時我是大專部文藝部的副部長，組織大家進行文藝演出。說相聲、演戲、唱歌，就在這座古城中度過了一個非常快樂的暑假。可能因為我的這點本事，受到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西南工作委員會的青睞。領導告訴我：“你不要念書了，我們要成立一個青年藝術工作隊。”我欣然答應。我覺得我要給新中國干點事兒。在這種心理的促使下，1950年9月，大學還沒讀完，我就加入了青年文工隊，成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西南工作委員會下屬青年藝術工作隊的一個隊員。
當時，我的同學有考北大、清華的，有留學捷克、蘇聯的，他們覺得最沒出息的就是我了，好好的大學不念，唱戲去了。我當初有一個初戀情人，我們都訂婚了，她后來去北京念大學，也因為這件事跟我分手了。
在青年藝術工作隊期間，我們跑遍山城重慶的大街小巷。那時候重慶還不是直轄市，只是四川省的一個市。重慶在抗戰時期人文薈萃，文化人很多都在那兒待過，比如巴金、老舍、曹禺、郭沫若。可以說，我們是吃著這些文化巨人的乳汁長大的。同時我們也看當時好萊塢的一些經典電影，比如《卡薩布蘭卡》等，我們當時對國外文化的態度是兼收并蓄的。
事無大小，要做就做最好
我原來在文工團，什么都干過，拉過大幕、干過舞臺照明等等。但我到現在都還會想，就算是拉大幕也要把它拉好，絕對不是機械式的簡單工作，我拉大幕的快慢和導演心里想的節奏要一樣。
那時我管照明，自己就琢磨怎么能做好。當時舞臺照明用的是汽燈，里面有一個石棉的燈罩，這個燈罩有一個特點，油氣會凝固在上面，燒一次就灰了，輕輕一碰就碎。為了節約成本，我就想要一個燈罩多用幾次。我弄了一個盒子支撐著燈罩，避免了油氣附著。然后，我走到哪兒就抱著這個燈罩，像愛護眼睛一樣愛護它。這樣，一個燈罩在我手里可以用七八次。后來，到了部隊才懂“一專三會八能”，文工團演出需要這樣什么都會的人。
我當然也會有缺點，就是有時候好表現。有一次，我在話劇《愛國者》里演偽村長蔣三宣。蔣三宣勸一個老太太投降當漢奸，被老太太怒斥。當蔣三宣灰頭土臉要走時，有一句臺詞是“老太太，那我可走了”，這意思就是“你等著吧！”我帶著詼諧、有點兒冷笑的情緒說了這句詞，臺下“嘩”的一聲，有笑聲有掌聲，我當時好得意，臨出門我又回頭說了一句“老太太，我可走了”，底下又叫好。于是，我又繞到了窗戶口沖著老太太再來一遍。一句臺詞說了三遍，戲里面可沒這個，導演的鼻子都氣歪了，說我“胡鬧”。
深入生活，為創作打下堅實基礎
后來，在青年藝術工作隊的基礎上成立青年文工團。在這期間，我見到了各種各樣的人，見過城里人、農村人、國民黨的兵，甚至特務；共產黨的高級干部、普通干部，還有鄉下集市上的普通老百姓。接近這些不同的人，是做好宣傳工作的基礎。跑了四川各地，和各色人等都熟悉了，帶給我的最直接的好處，就是后來寫歌劇《江姐》時的順理成章。
當時我根本沒想過今后會搞創作，更沒想過多少年后我會寫歌劇，只是簡單地把每天該做的事情做好就心滿意足了。對于舞臺、對于文藝工作，自己能做得津津有味，這可能是源自我從小對這些事情的熱愛。
步入軍營，從文工團演員到普通一兵
1953年，我們整個西南青年文工團都到部隊當了兵。我這一當兵就是60年。1960年左右，我那時業余時間寫過一些匯報劇、街頭劇、相聲之類的，領導發現了我有點兒寫作的才能。我在文工團是演員、合唱隊員，寫過一個作品，演出獲得了好評，再寫一個作品又受到表揚，我自己很得意。突然有一天，領導把我叫住說：“我們考慮再三，你去搞創作吧！”我說不干，業余寫著玩還挺好，寫好了有表揚，寫不成了也沒人打屁股，多自由。領導說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我就表示我服從，但搞創作我干不來。領導說很簡單，你去深入生活。怎么生活？就從文工團到部隊去當兵。
那時候我就一個人，說走就走，下到了廣州沙皮的空軍部隊。我去的那個機組中隊，有機電師、機電兵、兩個機電員，還有作為下放干部的我。剛去第一天，誰也不認識，心里還在想就這樣開始當兵了。晚上稀里糊涂地睡到半夜12點40分左右，一聲哨響，緊急集合。睡在我下鋪的大個子機電員是山東膠州人，很重的山東口音。我誰也不認識，就跟著大個兒往外跑。跑著跑著，倆隊伍一交叉，我就認準了跟著大個子跑，一直跑到機場的另一頭。前面大個子一張口是湖北話，我這才知道跟錯人了。從第二天起，讓我去種菜。我從買菜籽開始，回來間苗、澆水、施肥，一直到把菜收割，收拾進廚房。種了四個月菜，我連飛機的影子都沒看到，心里特別不高興。
后來，我們一起下部隊的四個人湊在一起，大家都唉聲嘆氣的。我們覺得不能這么混日子，把“要我當兵”變成“我要當兵”。于是，我當天回到隊里，就拉著大個子聊了起來。很快我們就打成了一片。之后，他們就開始領我到外場去刷飛機，再做一些加油、分解輪胎等工作。我給他們講相聲，慢慢地就和整個地勤部隊、飛行員們都熟絡起來。
扎根基層，尋找創作的源頭活水
下部隊一年后的一個傍晚，我至今記得。那天，我和機電師扛著旋梯去檢查飛機，看到最后一架飛機上的飛行員小王，正坐在飛機上望著天空發呆。那一刻，他的背影映著漫天晚霞，美麗迷人。我感到很好奇，心想他在琢磨什么呢？機電師告訴我，作為飛行員的他們深深地熱愛祖國的藍天。當天夜里，我情不自禁地在被窩里琢磨出了一首詩叫《我愛祖國的藍天》。后來，我們文工團下去演出，我們就把這首歌做了出來，在部隊唱了快60年。
這首歌是怎么來的？是我在部隊老老實實當了一年兵，把自己當成部隊的一員才悟到的感情。
1964年冬天我到西藏去，在西藏青藏公路上一走就是18天，臉上曬出了蝴蝶斑，眼睛都快得雪盲了，高原反應很嚴重，成天都喘不過氣來。到兵站里休息，晚上睡覺，我穿著絨衣絨褲，底下墊了五床被褥，上面蓋了四床被子，還覺得自己像光著身子躺在雪地里一樣，哆嗦了一整晚。第二天早上，兵站上一個四川的小兵，給我打來一盆還帶著冰碴子的水，讓我洗把臉。我問他在這里待了多久，他說兩年。我當即給他敬了個禮，我說：“你是英雄！”他就在那樣一個惡劣、艱苦的環境里甘之如飴。這個經歷，讓我覺得要更加貼近基層，才能體會到真實的生活。
精益求精，做有深度的文藝作品
現在很多流行的文藝作品，是在一種快節奏、急于求成的社會環境下創作出來的。我有我的看法，有我弄不明白的地方，但我不是一味排斥流行音樂。對于新事物，是需要馬上反應的，不反應就落后了。
周杰倫有些作品我能明白，蔡依林的一些東西我也明白，還有羅大佑、李宗盛，包括葉佳修、汪峰等等。但是現在最新出來的一些流行音樂，我有點不太接受。
總而言之一句話，凡是好歌，其生命就是旋律。不過，我覺得“口水歌”，唱八首跟一首歌一樣，聽不出其中的差別。
我并不反對流行音樂，我也聽我也寫，比如說《霧里看花》。這首歌的創作背景是當時《商標法》頒布十周年要做一個晚會，我參與晚會的策劃。那個時候假藥、假貨盛行，我就提議寫一個歌來反映“打假”。晚會導演找了一圈人，說沒法寫，打假怎么寫歌？然后，導演說誰出的餿主意誰來寫。我心想，這還怪我頭上了？那我就寫，這有什么了不起的。
真正開始寫的時候，我發現真的寫起來很難。我在屋子里轉來轉去，怎么也想不出來。我兒子在準備功課，不讓我轉了，讓我回屋去。我一進屋打開電視，正在播放川劇《金山寺》水漫金山。法海找來了韋陀菩薩，請他找出白蛇、青蛇。韋陀菩薩手拖一根降魔杵，腿往腦門上一踢，腳尖碰腦門，踢出一只法眼。法眼，在佛家里又叫天目，也叫慧眼。慧眼一開，上能看三十三重天，下能看十八層地獄。我看到這兒，心想太好了，如果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只慧眼，什么假貨一眼就都能看出來了。但是，法眼、天目都不好寫在歌詞里，還是用慧眼好。“我有一雙慧眼”、“送我一只慧眼”都不夠通暢，我琢磨來琢磨去，最后用了“借”這個字。“借我一雙慧眼吧，讓我把這紛紛擾擾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寫出來這一句，這首歌有了。然后前面的“霧里看花，水中望月……”很順就寫出來了，給作曲、導演一看，他們都覺得好。
從這首歌的創作看，就說明你要做有心人，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如果我沒看過川劇，就不知道這演的是川劇里的踢腿絕活兒。如果我書沒看夠，不知道佛經里有天目、慧眼這些典故，就想不出這些詞來。
甘當慈父，教育子女做個充滿正能量的人
我沒有決定過自己一生的道路，或者說去想我這一生必須要怎么樣。跟著時代的大潮往前走，盡到我所有的力量，做好我要做的事情，不要去挑生活，讓生活來挑你。時代也好、組織也好、環境也好，需要你做什么事，努力把它做好，對你自己就是一件非常快樂的事情，別人也會覺得快樂。我現在80多歲了，身體還好，腦子還挺好，一輩子就是這么過來的。我對我的子女也是這樣的要求，不去安排他們的人生道路，聽時代的招呼，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對得起這個時代就夠了。
我沒有要求兒女必須怎么樣。我有三條標準，第一是正直，做個正直的人；第二是健康，身體得棒；第三是善良。至于從事什么職業，有多大的成就，看你自己的努力。我的幾個孩子，都是自由生長，他們獨立生活能力也比較強。具體他們會成為什么樣的人，我覺得是他們自己的事。我很難去安排他們做什么事，也很難預料他們會做什么事。
我覺得每個人好好地耕耘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不怨天尤人，做好每個人本分的事情，種好一畝三分地，多長糧食，就對得起這個時代了。（記者 李丹 劉煉 王恩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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