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涉貪干部逾9成插手工程 單筆受賄金達3000萬

涉貪省管干部中超過九成有違規插手工程問題，單筆受賄金額高達3000萬元。專家表示，權力過度集中且不公開透明，為權力尋租留下了空間。與巨大的獲利相比，案發風險較低也是工程領域腐敗難除的重要原因。在政府部門內部將決策權與執行權分開，并全程公開監督，才能從根本上遏制工程領域腐敗多發的現象。

腐敗典型：

官商一體“賀半城”

江西省紀委查處十八大以來省管干部涉嫌貪污賄賂的人中，93.8%有違規插手工程謀取私利問題。被稱為“賀半城”的江西萍鄉市政協原主席賀維林是其中的典型。據了解，賀維林涉嫌濫用職權、受賄、貪污一案目前已偵查終結，即將由檢察機關移送審查起訴。隨著案情的披露，賀氏家族借助工程非法牟利的行為逐漸浮出水面。

據辦案人員介紹，賀維林長期擔任萍鄉市領導，賀氏家族在萍鄉成立或持有股份的企業共19家，其中僅房地產公司就有5家，開發樓盤面積近40萬平方米。賀氏家族企業借助賀維林的權力經商，積累了巨額財富，僅賀維林利用職權打招呼，其家族企業少繳稅款、土地出讓金及罰款等就達1億多元，呈現出“前門當官，后門開店，官商一體，利益共享”的鮮明特征。

基層辦案人員介紹，為了獲得工程項目，一些企業不惜大肆向工程有關人員行賄，甚至將工程總造價的5%至10%作為“好處費”列入支出預算。一般工程造價少則幾十萬，多則數十億以上，腐敗成本驚人。江西某地級市經濟開發區黨工委原書記通過違規插手干預工程項目，涉嫌單筆受賄就高達3000萬元。

手法隱蔽：

攻守同盟“合伙人”

辦案人員介紹，為降低風險，官員插手工程的手法越來越隱蔽。一些官員插手工程時，往往藏身幕后，固定安排1至2名至親好友出面，充當自己收受錢財的“白手套”和牟取利益的“代言人”，以此隱匿違紀違法痕跡。

例如，江西萍鄉市政府原常務副市長孫家群插手工程項目，無論是施工管理還是利潤結算，都由他的外甥何某出面，收受的巨額贓款也都放在何某名下。

為將曝光風險降到最低，一些官員精心挑選“合伙人”，制造范圍極小的“共腐圈”，甚至訂立攻守同盟。例如，孫家群等人案發后，原萍鄉市委常委、市委秘書長張學民和原萍鄉市政協主席晏德文預感不妙，多次訂立攻守同盟，企圖“瞞天過海”。張學民甚至借《龔全珍日記》里講的一位革命烈士被捕后堅貞不屈的英勇事跡“鼓勵”晏德文與自己達成攻守同盟。同時，和商人建立政商聯盟，大搞權錢交易。圈子里有固定的幾個老板，人員結構和利益鏈條相對穩定，具有很強的隱秘性。

這些官員還嚴控受賄對象，進行“選擇性腐敗”。如晏德文堅持“小錢不收、平頭老百姓的錢不收、不信任人的錢不收”的“三個不收”原則，將受賄對象控制在小范圍內。

此外，為了將“黑錢”洗白，腐敗官員用盡心機。如在一個地產項目中，張學民、晏德文為了掩蓋他們巨額索賄的事實，指使“代言人”與該項目開發商簽訂了一份《合作開發協議》，將其索要金額以項目建設借款回報的名義，用借據、協議的形式確定下來，使其合法化。

治理重點：

盯住政府投資工程

記者調查發現，由于監督約束機制仍不完善，一些不法商人不惜成本拉官員下水，其目的就是利用官員手中的權力制造暴利空間。如孫家群在擔任萍鄉市經濟技術開發區黨委書記期間，利用職務之便，以其外甥何某的名義，與私人老板彭某合伙，參與萍實大道等7個項目的建設。雙方約定，工程結束后，彭某按照事先承諾20%的干股給予“分紅”。為實現既得利益，孫家群違反原則，利用職務影響力，將萍實大道項目概算從6000萬元追加到1億元。

為了管住任性的權力，今年9月起，江西開展了領導干部違規插手干預工程項目問題專項治理，并將“一把手”作為重點對象，對頂風違紀者，將一律先免職，再給予相應處分。

江西省犯罪學研究會副秘書長顏三忠認為，與工程領域巨大的獲利相比，案發風險仍然較低是腐敗難除的主要原因。他認為，必須將外部監督滲透到權力運行的每個環節中，實現決策權與執行權分開，避免權力過度集中、封閉運行導致的“脫軌”現象。

“織密規則和程序網，讓想鉆空子、搞腐敗的人‘有想法沒辦法’。”一些辦案人員認為，要重點盯住政府投資的工程建設項目，實現全過程、動態化、無縫化監督管理，實現源頭防范，減少權力尋租空間，讓腐敗分子無從下手、無處遁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