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氏家族。
英斂之
英家俊杰
英達，赫赫有名的英氏家族第四代傳人，向我們透露了這個神奇家族的成功奧秘：“我們家一代一代都在做的事情就是3個字——學外語。”
自他曾祖父英斂之開始，英家人就“吃起了洋飯”。英斂之是清朝末年與馬相伯齊名的中國天主教代表人物，在教會的支持下，他創辦了《大公報》和輔仁大學。他與容閎等早期教會信徒，是第一批通過教會的渠道睜眼看世界的中國人。
英達的爺爺英千里12歲就赴歐求學，精通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和拉丁文，1948年后到臺灣，編寫了從初中到大學的系列英文教材，余光中、馬英九都是他的學生。
英達的父親“英大學問”英若誠從小在教會學校念書，英文講得不遜母語。曾經與他合作的美國戲劇家阿瑟·米勒贊嘆，“有他在邊上為我翻譯，我都忘了我不懂中文。他的翻譯出口迅速，毫不遲疑。”
英氏家族歷經晚清、民國、國共之爭、新中國成立、反右、文革、改革開放等膠結著政治矛盾和思想交鋒的歷史時期。與一般知識分子家庭不同的是，這個家族因為“吃洋飯”，總是身處中西交鋒、中西矛盾、中西交流的第一線，如果我們考察近百年來中國與西方世界的關聯互動，他們的家族故事是一個絕佳的樣本。
在西方憑借著堅船利炮敲開中國大門之前，中國一直以天朝自居，其他國家統統屬于“化外”之“蠻夷”，理當匍匐在中國腳下。乾隆年間，英王喬治三世派來使團，希望能在北京派駐使節，乾隆皇帝的回應之傲慢，既因為當時中國的確是世界上數得著的大帝國，也因為視野局限，不知天外有天，因而暴露出無知，“其實天朝德威遠被……種種貴重之物，梯航畢集，無所不有……并無更需爾國制辦物件。是爾國王所請留京一事，于天朝禮制既屬不合，而于爾國亦殊覺無益。”我這兒啥都不缺，你們該干嘛干嘛去吧！
乾隆居高臨下地對著它發話的那個英國，當時正開足馬力，成為世界最強大的國家。與此同時，西方對于中國的態度，很快就會從膜拜變為蔑視，“中國缺乏歐洲人開拓海洋的巨大勇氣，而在自己廣袤的土地上自我陶醉于農業社會的節律……他們與海并沒有積極的關系。”這是哲學家黑格爾的論斷。
鴉片戰爭摧毀了中國的自信與尊嚴。亡國的危險，刺激出洋務運動，刺激出中國人對于現代化的緊迫心理。英斂之無疑是中國現代化運動的一位重要人物。頗有意味的是，他與西方的交道，包括他對西洋文明的熱愛所鬧出的笑話，他看到兒子英千里幾乎要變成一個不會說中國話、不知中國為何物的“洋人”之后的恐懼——這些，無疑是百余年來中國與西方關系的縮影之一。
令人欽佩的是，英斂之在創辦輔仁大學之初，就意識到既要“介紹西歐新得科學文化之精”，也不可舍棄“中國舊有文學美術之最善者”。他在宣言中開宗明義地說，輔仁的創辦，“絕非用殖民政策，造成附屬之品，乃為吸收中國有志愛國之士，本此志愿，同工合作”，鮮明地顯示了他的獨立意識。
很多年后，英家第三代中的著名人物英若誠說，“我經常遇見雙方的無知，我們對外國的無知和外國對我們的無知。”這種無知一直存在，令有識之士焦灼。“我看了好些書，對咱們中國有用的書……我覺得它是外國文化的精華，但是光我一個人知道有什么用？我得讓中國人都知道，我得把它翻譯出來。”
他翻譯的《推銷員之死》、《嘩變》、《請君入甕》、《芭巴拉少校》、《上帝的寵兒》，對于中國戲劇的進步，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如果我們僅僅以為他的用意是在文學藝術這個小范疇里，那真是低估了他。垂暮之年，他對美國杜克大學教授康開麗說，“現在國際關系舞臺上最重要的事實是：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國已不再閉關自守。中國的門已經打開，這是自最高領導層到街上的普通老百姓一致的共識。歷史不會再開倒車了。”
從大眾最熟悉的英達身上，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家族血液中的智性光華，有如神助地從英斂之一直延續到第四代第五代孩子們身上。英達不無自負地說，智力方面，“整體超過我的，到現在還真是一個都沒遇到。”他希望他的兒子、11歲的英如鏑能夠成為冰球領域超越姚明的世界巨星。
英氏家族 中國面向世界的微觀樣本
“看來英家人還是得吃‘洋飯’啊！”瞅著英達、英壯、英寧幾個子侄輩兒把情景喜劇這只美國漢堡端進中國千家萬戶，撒上點蔥花，放一撮鹽，盛出《我愛我家》、《候車大廳》、《東北一家人》這些熱騰騰的中式家常菜，英若誠發出過這樣的感慨。
從英若誠的祖父英斂之開始，老英家人就開始吃“洋飯”了。
英斂之
創辦《大公報》和輔仁大學
英斂之22歲開始便篤信天主教。32歲那年他寫了一篇《論興利先除弊》，議論國是，聲援維新，公開稱贊康有為的革新主張“實今日之頂門針、對癥藥，痛快切當，言人之不敢言”。
英寧對這位先人很崇敬，“康梁呼吁變法圖存令人景仰，但他們畢竟是漢人，我曾祖父是滿族正紅旗人，我曾祖母還是皇族，照現在的說法，人家可是體制內的，有這個覺悟多不容易啊！”
英家的滿族老姓兒是“赫舍里”，英斂之本名赫舍里·英華，字斂之。
他與梁啟超、嚴復等維新派人士往來密切，1898年前后，參與成立了一個名為“愛國會”的維新組織，袁世凱作為新軍首領也參加了這個組織。袁世凱倒戈叛變，英斂之痛恨不已，1902年他在天津創辦《大公報》，與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對壘10年，這是后話。
戊戌變法失敗后，英斂之亦在清廷的緝拿名單上，他帶著妻兒先后避難于香港、越南，其后輾轉落足天津。保皇立憲的政治主張受挫，他意志更堅，一意西學，希望借助“歐西學術”的引進，“啟我同胞聰明”。
他把12歲的獨生子英千里交給天主教傳教士雷鳴遠帶到英國去學習強國之術，這個舉動至今令英若誠的五弟英若識嘖嘖稱奇，“我祖父這個人意識太超前了，一百多年前能有這樣的眼光、氣魄，他可就這么一個兒子。”英千里走后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戰就爆發了，8年后，他才第一次回國。
因為主張“全盤西化”，英斂之也鬧了不少笑話，被周圍的人譏笑為“怪人”。例如他提倡穿西裝，不聽家人勸告，找了個日本裁縫做了套西服，勇敢地穿上，從天津四面鐘到勸業場逛了一大圈，為的是叫“長袍馬褂們”好好看看。結果回到家累得不行，脫下西裝一看，原來自己連衣服架子一塊兒穿身上了。
他不知從哪兒聽說，西方紳士星期天必須騎馬，特地買來幾匹馬，每到禮拜天就領著妻兒，到街上跑一圈，這個別出心裁的節目苦了他嬌小瘦弱的妻子。英寧家里收集了許多家族老照片，其中就有一幅英斂之一家三口的馬上英姿。
他自己穿西服不算，還想在全家推廣，苦于弄不清西方女性服裝的式樣，托人到哈爾濱買了一套，讓太太穿上拍照，放大之后掛在客廳里。那張照片英若誠小時候看過，印象里好像是一件俄國人的睡衣，他在回憶錄里很是同情自己的小腳祖母愛新覺羅·淑仲，這位滿清皇族跟著他祖父這個超級革新家沒少受改造。
1924年，英千里自歐洲回國成親。婚后頭6年，他仍然生活在歐洲，偶爾回國探望。英斂之意識到兒子雖精通西學，在全英注冊考試中名列第一，拿下了英國倫敦經濟學院的學位，卻連中國字都寫不好，中國話都說不利落，更不能指望他干預時政，推進社會變革。
自1902年創辦《大公報》到1916年9月意冷心灰將報紙盤售給大股東之一王郅隆，英斂之對西方世界的一心向往和全意推崇早已被現實打破，兒子的教育“失敗”，是他“全盤西化”改革的又一大挫折。
《大公報》初創時，大股東是天津紫竹林天主教堂的教友柴天寵和天津本地建筑商王郅隆，嚴復也入了小股。法國駐華公使鮑渥聽說之后，也積極入股。英斂之以為，“余思有法欽使，規模固可擴大，消息亦覺靈通”，他個人是同意法國公使入股的，但他在上海延請主筆時，《中外日報》負責人汪康年再三告誡他“萬不可入洋股”，“謂其定受壓制”。
果然被汪言中。《大公報》的教會背景雖然在創辦之初為英斂之贏得了較為寬松的輿論環境，為報社贏得了“敢言”的美譽，但其間教會和法方不滿報人們“御侮圖強”的愛國之情，時常召喚總經理兼主筆英斂之面見，對“報上不合諸端”之事進行干預，股東們也都提心吊膽，“不安于位”。
英斂之曾多次萌生去意，他在日記里這樣寫道：“甚不快，百感紛集，頗思他去。”
他的信仰世界也在松動變化，自青年時期便對教會無比忠誠的他反思教會在中國土地上的作為，開始斥責一些外國教士的愚民之術。
推行教育、變革精神本是天主教和新教在華傳播的宗旨所系，重視向中國上層官員和知識分子傳教更是由利馬竇開創的一大傳統。然而自晚清開始，把持中國天主教會的法國天主教修會漸漸偏離了這個傳統。天主教會與槍炮強權深度勾連，法國遣使會主教孟振生甚至說，“在中國，宗教事務上無須用大炮，也不用流血，只要法國命令自己的代理人用法國名義以堅決強硬的詞句說話，什么事都可能解決。”此外，教士們奉行向中國社會底層傳教的新政，主張“天主教會所應有的首先不是學者，而是宗教信徒”。
反倒是新教后來居上，十分重視高等教育對教會發展的推動作用。1890年新教傳教士第二次在華全國大會上，教士狄考文力主把高等教育作為今后教會發展教育的重點，“一個受過教育的人是一支點燃的蠟燭，未受過教育的人將跟著他的光走，比起絕大多數異教徒國家，中國的情況更是如此”，他提出，“用基督教和科學教育培養在中國任何一個階層都有影響的人，使他們能夠勝過中國的舊式士大夫”。
當中國政府開始創辦高等教育時，天主教傳教士并不支持。1898年，清政府創辦京師大學堂，先委托天主教會莫里主教主持，“竟辭不受”，后來只得延請新教教士丁韙良任總教習。
天主教會威逼利誘的做法使其在華信徒人數一度遠超新教教徒，但教徒信仰根基不堅，社會影響力欠缺，信徒中流傳著一句歌謠，“為什么要信教，為了兩塊‘北洋造’(“北洋造”是當時北洋政府發行的一種銀元)！”
1917年英斂之撰寫了《勸學罪言》，上書羅馬教廷，力主在中國開辦天主教高等教育學校，信徒培養“以文學為第一要務”，“延聘素負盛譽高明特達之教習，嚴定課程”。
1925年，羅馬教廷親自委派美國本篤會來華辦學，英斂之與美方負責人奧圖爾發表聯合宣言，“絕非用殖民政策，造成附屬之品，乃為吸收中國有志愛國之士，本此志愿，同工合作”。
英斂之深刻意識到“介紹西歐新得科學文化之精”的同時，不能舍棄“中國舊有文學美術之最善者”，因此這所大學的辦學宗旨必須是“舍短取長，不使偏勝”。
這所大學就是亞洲惟一一所由羅馬教廷直接設立的天主教名校輔仁大學，校名是英斂之取的。他的同道好友，晚年捐資創辦上海震旦大學的馬相伯曾主張以“本篤”為校名，英斂之堅持取名“輔仁”，典出《論語》中的“會友輔仁”。
英斂之還創辦了北京第一所女子中學——靜宜中學，英若誠的母親蔡葆真女士剛過門就當了這所學校的校長，時年19歲。北京培根小學也是由英斂之創辦的，他的妹妹英木狄任校長，英若誠和英若識都在這所小學念過書。
1961年，英千里與韓拱辰在臺灣。
英千里
與官場格格不入
對于英家人來說，英斂之的故事太過遙遠，類似傳說，英千里才是真正改變了家族命運的人。他和妻子蔡葆真(晚清山東巡撫、民國教育總長蔡儒楷之女)一共生了9個子女，長女七香、次子若敬患病早逝，其余幾個孩子依次為若勤、若誠、若聰、若采(女)、若識、若智、若嫻(女)。
英千里回國后先是在輔仁做教授，后又接受北京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的邀請，為兩校學生教授英國文學。那年頭，教授收入豐厚，同時打三份工的英千里最多時一個月能拿到1000塊大洋。
英若識到現在還記得有一次父親領了薪水，“把大洋往桌子上一堆，讓我們小孩兒趴在桌子上抓著玩兒。”
英千里在京郊買了別墅，每年夏天，一家人就坐著馬車從城里到溫泉別墅度假。后來，他又買了一輛福特牌轎車。英壯遙想當年，甚是感慨，“我爺爺當年那可是真正的大款啊！”
同父親英斂之一樣，英千里也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他的孩子們全都受了洗禮，都有教名，英若誠從小就擔當教堂祭壇獨唱，禱告和贊美詩也是他們家庭生活的一部分。蔡葆真從未離開過中國，她父親為了讓她配得上那位留洋的準女婿，從小就把她送進教會學校，她同樣是一名天主教徒，精通英文和法文。
這樣的夫妻在同時期的中國并不多見，在英若識的記憶中，“我們家的民主空氣一直很濃”。蔡葆真奉行“樹大自直”的教育理念，給予子女最大的自由空間。父親即便給他們立規矩，也“總是很紳士”。印象中父親只打過一次孩子。
“我大哥若勤10歲的時候，說話冒犯了母親，父親讓他靠在桌子上，用一根手杖打他的屁股。這個過程他弄得像一個儀式一樣，我估計那可能是英國式的打屁股。”
英若識對父親印象最深的是晚上的“床邊故事會”，“我父親有3間書房，里面堆滿了各種書籍，我們從小就在里面胡亂看書。晚上他情緒一高，就把我們叫去，他躺在床上，我們站在床邊上。他給我們講希臘神話，《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基本上都講完了。每天都講一段，講得特別生動，我們特別感興趣，愛聽，太好玩了。”
抗日戰爭爆發后，英家失去了這份喜樂平靜。英千里和輔仁大學的一些愛國人士秘密成立了地下抗日組織“炎武學社”，由輔仁大學文學院院長沈兼士任主席，英千里任書記長，直接接受國民政府的指示，在學生中宣傳抗日思想，鼓勵學生投身抗戰。1942年日偽特務機關把他抓進監獄關了3個月，用盡刑罰，一無所獲，只好將他放了。
1944年2月，他再次被捕，國民政府起初以為他已英勇就義，還在重慶為他舉行了追悼會。英寧為此特別欽佩他，“一個家族出名人不難，出英雄不易呀，老虎凳、辣椒水，那可是動真格的！老爺子一介寒儒，能視死如歸，不屈不撓，了不起。別人我不知道，反正我是做不到我爺爺那樣。”
一年后，日本投降前夕，英千里在社會各界的營救下出獄。英若誠當時從天津圣路易中學畢業，已經獲得免試進入劍橋大學的資格。英千里與兒子長談了一次，“當初你爺爺把我送出去，是希望我從小就學習西方文化，從根本上了解西方世界的科技和文明，將來好為自己的國家做事，可他萬萬沒有想到，這造成我一生無法彌補的欠缺。我12歲出國，24歲回來，完全不了解中國社會，很多應該做又很想做的事情都做不了。”他勸兒子以自己為鑒，放棄劍橋，改在國內上大學，“千萬不要從一個外國學校出來，再進到另一個外國學校里去。”
英千里知西不知中，英若識講了一件趣事，“他12歲出國，像個外國人，中文不如英文好。他當教育局局長的時候，很多人找他題字，其實都是我母親代他寫的。”
抗戰勝利后，英千里作為抗日英雄受到國民政府的重用，做過北京市教育局局長和南京政府教育部的司長，但他的個性與官場格格不入，這個官當得很痛苦。英若識回憶說，“他很清高，官場那些亂七八糟的事情他都不懂，屬于一點不會來事的那種人。”
英若識記得有人給他父親送過一塊銀盾，銀盾上刻了“步步高升”4個字，“我父親當時就把這個人罵回去了，這是我親眼看見的。他一直保持著知識分子的人格，對官場很不適應。”
英千里后來告誡他的子女，“長大之后，一不可為官，二不可從藝。”英若誠清華畢業后跑到北京人藝當了演員，后來又官至共和國文化部副部長，這些都是老爺子料不到、也管不了的事情了。
1948年12月，北京已被解放軍圍城，英千里作為國民黨政府“大陸人才搶救計劃”中的重要人物和胡適等人從北京東單機場匆匆飛往南京。在此之前，英若誠曾專門從清華大學跑回城里，勸說父親留下來，不要跟著國民黨去臺灣。
“我的宗教信仰怎么辦？”這是英千里最大的擔憂。
英千里到臺灣后與政界再無瓜葛，專心教書。先是主持臺灣大學外文系，1955年后又全力投入到輔仁大學的復校上。
英家幾個孩子中惟有大哥英若勤在那之后見過父親，“我大哥那時候在上海工作，他跟著他們單位中國石油公司去了臺灣，在那里跟我父親見了面，還幫我父親買了家具。”
英若勤看到國共兩黨似有劃江而治之勢，就離開臺灣回到上海，回來之后跟家里人講了英千里在那邊的情況。英若識記得父親寄過一筆路費給家里，還寫了封信，“催我母親帶我們去臺灣，他特別惦記我的小妹妹若嫻，我父親走的時候她才4歲。”
英千里走后，蔡葆真帶著7個孩子艱難謀生，她賣了一些古董維持生計，凡是在讀的孩子，一個都不讓他們中斷學業。生計艱難，免不了借債度日，她把丈夫寄來的路費都拿去還了債。1950年前后，她寫了封信讓丈夫再寄一筆錢，這封信下落不明，家人從此與英千里失去了聯絡。
英千里在臺灣收養了鄰居家的女兒韓拱辰為義女，1980年她在英若誠訪美時設法與他取得聯系，交給英若誠許多珍貴的資料和照片。
英千里在臺灣恪守著天主教徒的生活準則，一生沒有另娶。羅馬教廷給他授予了爵位，這個殊榮他的父親英斂之去世后也曾得到過。
海峽的這邊，他的孩子們與他劃清界限，放棄了原有的宗教信仰，積極向黨組織靠攏。卻因為家庭出身太差，海外關系復雜，多數被組織拒之門外。
英千里辭世后，蔣介石為他親筆題寫了一塊匾額，上書“教績孔張”4個大字，時任行政院院長蔣經國親自主持了他的追思會。出殯那天，為他抬棺的全是立法委員。
1993年，英若誠在馬英九幫助下終于成行去臺灣訪問。馬英九和余光中都聽過英千里的英美文學課，馬英九自美國留學返臺后，擔任過蔣經國的專職英文翻譯；余光中曾說，在英美文學的學習上，他從英千里那里受惠最多。
英若誠為父親掃墓在當時是島內各大媒體爭相報道的大新聞。英若誠在自己的回憶錄里說，在父親的墓碑上他看到了父親的照片，“樣子比我記憶中要衰老”。這是他與父親的最后“團聚”，此后他的身體狀況惡化，再沒有踏上臺灣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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