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北京空氣質量預測水平全國最好

像到來時一樣，12月2日凌晨，重霾在北京盤踞一周后，又在人們的睡夢中消散。

西北風過后，一度接近1000的PM2.5指數降到10，一個老問題來了：已投入的人力、物力、財力不可謂不大，為何霾散還得靠風吹？

自11月初開始，霧霾在北方一路掠進，先“攻陷”東三省，再“拿下”華北平原，最后在11月底，讓北京陷入一片混沌之中。此前關于預警機制、污染輸送、污染來源解析的追問言猶在耳，不到半個月，關于北方冬季霧霾的疑問又被提及。

難道污染是不可避免的嗎？

3日，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副院長柴發合在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采訪時稱，在污染物基數沒有得到有效削減前，冬季即便藍天再現，空氣污染仍如懸頂之劍，在不利氣象條件催化下，隨時可能再次落下。

“我們每次都會對應急措施做出評估，使它更有針對性、更有效。這樣的（重污染）情況，我們可以讓它發生頻率降低，污染程度減小，持續天數變少，但在近些年內仍不可完全避免。面對這樣的狀況，我們還是要有一個準備。”柴發合稱。

同日，中國氣象局就在新聞發布會上稱，12月份還將有兩到三輪霧霾過程，主要在8－10日左右和14－16日左右，屆時，華北和黃淮東部地區會有中度的霧霾，京津冀局地會有比較嚴重的霾。

12月1日，北京天安門廣場，三名戴著口罩的警察正在執勤。 澎湃新聞記者 權義 圖

北京空氣質量預警“偏保守謹慎”

“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將出現空氣重污染過程，環境保護部緊急部署應對”——早在11月27日，環保部便通報了接下來京津冀及周邊地區4天內可能出現空氣重污染過程，要求相關省（市）根據預報情況，必要時及時啟動應急預案。

到了11月29日，北京市將空氣污染黃色預警提升至橙色預警。11月30日，北京市PM2.5濃度急劇增長，部分站點濃度超過900微克/立方米，全市35個監測站中，23個達六級嚴重污染。

同樣在30日，四百公里外的河北省邢臺市在省內率先啟動重污染天氣紅色預警，接下來，唐山、石家莊等地先后發布大霧紅色預警。然而污染數字爆表的北京卻始終維持橙色預警。

再回顧半月前的東北重污染過程，久候不至的紅色預警同樣受到不少民眾質疑。但不同的是，沈陽等地在六級重度污染下最終啟動了紅色預警。

據媒體公開報道，11月27日，北京市環保監測中心對空氣質量趨勢進行了研判，預計29日擴散條件會出現好轉，達不到重污染程度，因此啟動了黃色預警。28日，監測中心再次研判，確認29日午后到晚間空氣質量好轉，但全天整體空氣質量為中度到重度污染，30日和12月1日兩天將持續重污染。

北京市環保局應急處處長王斌曾對《京華時報》介紹，根據《北京市空氣重污染應急預案》只有當預測空氣重污染將持續3天（72小時）以上，北京才會發布“紅色預警”， 北京之所以沒發布紅色預警，是因為不具備升級至紅色預警的條件。

一位長期從事環境應急工作的權威人士向澎湃新聞介紹，北京的空氣質量預測水平是全國最好的，最有經驗，但北京在預警方面偏保守和謹慎。

他認為，現有的預警發布依據是空氣質量指數（AQI）日均值，但還需進一步貼合老百姓的感覺，“白天都是霧霾，晚上七點鐘開始刮風，到十二點空氣質量全是優，這樣日均AQI就不到重污染了。但老百姓就是感覺今天是重污染。”

與氣象預報類似，空氣質量預測與現實難免存在出入，但作為一種行政行為，預警發布是否與預案相對應都是有統計的，上述專家稱北京更追求“每次預警發布都是準確的”。

環境應急措施是“最大限度保護公眾健康”

北京市環保局應急處相關負責人曾表示，橙色預警已經包括了大量強制性減排措施，只要認真落實，減排力度一樣大。同時，相對于紅色預警，啟動時將實施機動車單雙號限行、中小學停課，橙色預警對市民日常生活影響更小。

預警標準怎么定，預警之后怎么做？我國正式啟動重污染天氣應急措施,是在2013年11月環保部印發了《關于加強重污染天氣應急管理工作的指導意見》之后。

據《中國環境報》2014年底報道，一年中，全國20個省（區、市）、近2/3的地級市編制了應急預案，共發布200余次重污染天氣預警并采取響應措施。但仍有部分空氣質量不達標的城市沒有編制應急預案，部分應急預案存在定位不準、體系不健全、針對性和可操作性不強、應急保障不夠等問題。

“我們國家在預警和應急方面才起步，還有一些概念不清的地方。”中國環境科學院污染物生態效應與環境安全研究室一位不愿具名的研究員告訴澎湃新聞，她認為，環境應急措施的目的是在環境突發事件中采取有效的行政措施，最大限度地保護公眾的人體健康。按照這一原則，此次北京其實可以啟動紅色預警。

環保組織中國清潔空氣聯盟秘書長解洪興向澎湃新聞介紹，空氣污染治理是一個科學的、系統的、復雜的工作，各地冬季霧霾的成因不盡相同，需要在制定政策的時候，開展更加科學的政策研究。

“很多地方是北京出什么政策它出什么政策，主要是因為它沒有自己制定政策的能力。中國也有相關的研究機構，但太少了，這不僅是資金問題，更是治理機制問題。環保部門傳統是弱勢部門，在人員配置、編制上都沒有那么多力量來做這些事，現在環境問題突然很棘手，但短期內還沒辦法增加（力量）。” 解洪興稱。

12月1日，北京天安門廣場，當日北京市再次發布大霧橙色預警。 澎湃新聞記者 權義 圖

缺少法律約束，應急預案作用有限

縱觀一個月以來的北方空氣情況，北京與華北、東北地區的空氣污染原因既有共性又有特性。

除了對應急措施的質疑，重污染期間的污染原因也成為焦點。在11月中旬的東北三省污染過程中，圍繞秸稈焚燒和供暖燃煤污染的爭議久未平息。11月24日，《黑龍江晨報 (微博)》在頭版發表該省環保部門監測數據，稱煤煙塵仍是冬季霧霾的首要原因，并否認污染輸出。

對于此次北京霧霾問題，北京市環保局稱，26－27日及30日PM2.5兩次濃度躍升期間，均存在明顯的高污染帶由南向北快速推進現象。

此前，北方霧霾常被拿來與倫敦煙霧事件相較，然而多位受訪專家表示，由于主要污染物不盡相同，因此很難將我國的空氣污染情況和上世紀倫敦或洛杉磯的重污染情況做比對。但值得借鑒的是，治理霧霾并不能僅靠一城一地的努力，涉及多地合作。在短期內，需要一個科學的、統一的、權威的預警預報體系，以及有針對性的應急方案，長期而言，則涉及能源結構、產業機構的調整，難以一蹴而就。

環保部環境規劃院一位不愿具姓名的專家認為，缺少法律硬約束是目前應急預案不能發揮作用的主要原因之一。應急預案沒有法律約束力，而且少有是基于動態的風險評估制定的，也沒有處置效果的檢驗規定。

霧霾治理更需要建立一套多元參與、有效配合的管理體制，澎湃新聞注意到，即便是在已決定“聯防聯動”對抗霧霾的京津冀地區，在此輪霧霾中仍在分頭行動，由京津冀等七省區市和環保部等八部門組成的京津冀大氣污染防治協作小組，發聲似乎并不明朗。

2015年北京出現“閱兵藍”前，一篇發表在國際學術期刊《大氣環境》（Atmospheric Environment）上的學術論文首次揭示了中國30余年的“霧霾史”——中國氣象局國家衛星氣象中心張興贏研究員團隊首次使用衛星觀測數據，回溯了1979-2013年間中國霧霾的發展情況和演變特征。研究結論顯示，從2008年至2013年初，一些地方的空氣污染狀況有所好轉，但京津冀地區的霧霾仍保持上升趨勢。(綠政公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