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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伏羲的農耕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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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伏羲——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位居三皇之首,百王之先。唐·司馬貞《補史記·三皇本紀》寫道:“太皞庖羲氏,風姓。代遂人氏繼天而王。母曰華胥,生羲于成紀(今天水)有圣德……”。伏羲是我們中華五十六個民族共同敬仰的人文始祖和創世英雄,每個中華兒女的血液里都遺傳著伏羲和女媧的基因,13億中國人和3500萬海外華人從思想感情深處認同自己的老祖宗就是伏羲、女媧,中華民族兒女都是伏羲女媧龍的傳人。

    文化二字,文化中的“文”的本義,指各色交錯的紋理。司馬貞《三皇本紀》“旁觀鳥獸魚文”中的“文”。《易· 系辭下》載:“物相雜,故曰文。”《禮記·樂記》稱:“五色成文而不亂。”《說文解字》稱:“文,錯畫也,象交叉”均指此義。在此基礎上,“文”又有若干引申義。其一,為包括語言文字內的各種象征符號,進而具體化為文物典籍、禮樂制度。《尚書· 序》所載伏曦畫八卦,造書契,“由是文籍生焉”,《論語· 子罕》所載孔子說“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是其實例。其二,由倫理之說導出彩畫、裝飾、人為修養之義,與“質”、“實”對稱,所以《尚書·舜典》疏曰“經緯天地曰文”,《論語·雍也》稱“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其三,在前兩層意義之上,更導出美、善、德行之義,這便是《禮記·樂記》所謂“禮減而進,以進為文”,鄭玄注“文猶美也,善也”,《尚書·大禹謨》所謂“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化”,本義為改易、生成、造化,如《莊子·逍遙游》:“化而為鳥,其名曰鵬”。《易·系辭下》:“男女構精,萬物化生”。《黃帝內經·素問》:“化不可代,時不可違”。《禮記·中庸》:“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等等。歸納以上諸說,“化”指事物形態或性質的改變,同時“化”又引申為教行遷善之義。

    “文”與“化”并聯使用,較早見之于戰國末年儒生編輯的《易·賁卦·象傳》:(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這段話里的“文”,即從紋理之義演化而來。日月往來交錯文飾于天,即“天文”,亦即天道自然規律。同樣,“人文”,指人倫社會規律,即社會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縱橫交織的關系,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構成復雜網絡,具有紋理表象。這段話說,治國者須觀察天文,以明了時序之變化,又須觀察人文,使天下之人均能遵從文明禮儀,行為止其所當止。在這里,“人文”與“化成天下”緊密聯系,“以文教化”的思想已十分明確。

    西漢以后,“文”與“化”方合成一個整詞,如“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誅”(《說苑·指武》),“文化內輯,武功外悠”(《文選·補之詩》)。這里的“文化”,或與天造地設的自然對舉,或與無教化的“質樸”、“野蠻”對舉。因此,在漢語系統中,“文化”的本義就是“以文教化”,它表示對人的性情的陶冶,品德的教養,本屬精神領域之范疇。隨著時間的流變和空間的差異,“文化”逐漸成為一個內涵豐富、外延寬廣的多維概念,成為眾多學科探究、闡發、爭鳴的對象。

    文化的內涵是什么?文化指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物質文化是指人類創造的種種物質文明,包括交通工具、服飾、日常用品等,是一種可見的顯性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分別指生活制度、 家庭制度、社會制度以及思維方式、宗教信仰、審美情趣,它們屬于不可見的隱性文化。包括文學、哲學、政治等方面內容。人類所創造的精神財富,包括宗教、信仰、風俗習慣、道德情操、學術思想、文學藝術、科學技術、各種制度等。而今天我所講的是伏羲文化。

    伏羲文化是指在原始社會從母系氏族社會向父系氏族社會過渡時期(即距今八千年到一萬年前新石器時代),以伏羲為代表的遠古先民們以八卦易道為主體,“和合”的整體思維為指導創造的輝煌燦爛的遠古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的總和及對后世的滋育。是中華民族文明之靈魂,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多元一體中“一體”的核心,是中華民族凝聚力和感召力不竭源泉,也是中華民族剛健拼搏、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民族精神強大動力。她猶如一棵扎根于中華神州大地的參天大樹,吮吸宇宙、日月、天地、萬物之靈氣和精華,滋育著世世代代中華民族龍的傳人的生生不息、薪火相傳、綿延不斷。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根和源。

    遠古伏羲農耕文化分兩個時期,即原始農耕文化和傳統農耕文化。農耕文化生產和發展過程文化是基礎。目的是滿足先民們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衣、食、住、行),它決定人們生存方式,易辭:“生存有常,生存有序,生存有道。”“同人于野。和兌吉。”

    在原始社會,婦女們長年累月地從事采集,通過不斷地觀察、摸索,她們發現種子落地后能夠生根、發芽、開花、結果,生產出更多的植物。這些種籽主要有稷、粟、黍、油菜籽。經過長時間試種,人們逐漸學會了栽培作物。伏羲總結他們的經驗,培育和推廣稷、粟、黍等農作物的種植。

    在原始的自然條件下,采用簡陋的石器、棍棒等生產工具,從事簡單農事活動的農業。使用石器工具從事簡單活動的農業。傳說伏羲氏“茹毛飲血,結網罟,以畋以漁”,“教民養六畜,以充犧牲”。由采集、狩獵逐步過渡而來的一種近似自然狀態的農業,屬世界農業發展的最初階段。其特征是使用簡陋的石制工具,采用粗放的刀耕火種的耕作方法。刀耕火種是原始農業的耕作技術。這種耕作技術在近代一些民族中仍然保留下來。中國長江流域地區在唐宋以前的很長歷史時期里也都保留了這種耕作方式,稱為“佘田”。 宋人范成大在《勞佘耕·并序》中提到:“佘田,峽中刀耕火種之地也。春初斫山。眾木盡蹶。至當種時,伺有雨候,則前一夕火之,藉其灰以糞,日雨作。乘熱土下種,即苗盛倍收。無雨反是。山多磽確。地力薄則一再斫燒。始可藝。春種麥、豆作餅餌以度夏。秋則粟熟矣。”所謂“刀耕火種”就是山民在初春時期,先將山間樹木砍倒,然后在春雨來臨前的一天晚上,放火燒光,用作肥料,第二天乘土熱下種,一般是二,三年之后,土肥就已枯竭,就不能再種植了,而不得不另行開辟新地種植。這種耕作制即原始生荒耕作制,后人又叫“遷移農業”,“游農業”。

    原始的刀耕火種人們使用的工具更為簡陋一些。據考古出土的一些實物來看,原始農業使用的工具主要有石鏟、石刀、石斧之類,這些都是用來砍伐樹木,點播和收割農作物之用,伏羲改進并創新的石刀、石鏟等農用工具。相傳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烈山”就是放火燒山,柱,實際上就是挖洞點種的木棒,后來發展為木耒。實行以簡單協作為主的集體勞動。大約在距今1.8——1.3萬年前,中國的新石器時代早期階段出現了成熟農業。

    大地灣的原始農業在一萬多年以前,就脫離了早期的刀耕火種階段。而已由“原始生荒耕作制”階段,進入了所謂“鋤耕”或耜耕”的“熟荒耕作制”的階段。伏羲發明并改進新的生產工具:耒耜,推動了新型熟荒耕作農業,從點播發展為撒種,種植面積隨之擴大。加之興修水利,治山平水,從人工提灌到攔河引水澆地,產量倍增。農業獲得空前發展。改變了遷移農業,人們由流動到定居生活,有利于農業的發展。

    關于神農氏教民播種五谷的傳說,古史多有記載,如《周易》說:“神農氏作,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拾遺記》說:“時有丹雀銜五穗禾,其墜地者,帝乃拾之,以植于田,食者老而不死。”《白虎通》說:“古之人民皆食禽獸肉,至于神農,人民眾多,禽獸不足,于是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農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謂之神農也。”此外,《淮南子》上記載有“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谷,相土地宜”和“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等功勞。

    然而,秦安大地灣遺址的考古成果,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說明,神農氏并不是中國農業的創始者,早在一萬年前,中國農業就已經在西北地區渭河上游的大地灣產生了。1980年,大地灣考古工作隊在第四發掘區T303內,發現了仰韶文化房址F374.同時還在該房址西南角下面,發現疊壓著一個較大的坑。坑的口部略呈圓形,底部較平,口徑3.3米~3.9米,底徑4~4.2米,坑深1.34米,坑口距現存地表3.3米。清理發現,這個被命名為H398的大坑,除了出土11件陶器和骨器、3件磨制石器、近千片陶片和200余塊打碎的石塊,坑底還發現了許多木炭和少量炭化的植物種子。植物種子經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劉長江先生鑒定,認為分別屬于禾本科的黍(俗稱糜子)和十字花科油菜。

    這是一項驚人的發現!它以無可爭辯的實物證據表明:“以大地灣遺址為核心的清水河谷是中國最早的糧食和油料作物的種植地,也是中國旱作農業植物黍和稷的發祥地,它無疑是中國農業文化起源地之一。”大地灣遺址出土的炭化種子不僅在我國出土的同類標本當中時代最早,并且與國際上發現最早的希臘阿爾基薩的同類標本時代相當。史學界普遍認為,大約在距今1萬年前,人類開始進入新石器時代,其最為重要的特征是農業的肇始和家養動物的產生。國際農史界通常認為中國黍源于外國。大地灣炭化黍的發現不僅否定了這一謬論,而且確認了中國西北黃土高原不僅是中國最早興起農業的地區之一,同時也是世界上最早產生農業的地區之一。這是中國先民對人類的一大貢獻,這一貢獻將我國北方旱作農業的起源時間推前了1000多年。

    隨著生產經驗的積累,生產工具不斷得到改造。耒的形狀也由原來仿效樹枝樣式,固定為下端分叉的樣子,《周禮·冬官考工記·車人》中說,“車人為耒,庇農具雖然容易找到,也容易加工,但其堅硬牢固的程度十分有限,于是人們轉用石頭加工成農具。石器農具沿用時間很久,中古以至近代都見使用。

    大地灣發掘的區域中,出土了可翻地的石鏟、可收割作物的石刀、可碾磨糧食的磨石和磨盤、石臼、石杵等。這些工具不僅出土數量較多,而且其制作已由最初的打制發展到后來的磨制,工藝越來越進步,這說明早在距今一萬年前的前仰韶文化時期,原始農業生產的一整套生產加工技術已經在大地灣形成。在大地灣早期墓葬中,成人男性墓有隨葬的石刀、石鏟等農業生產工具,這表明當時男性就是農業生產的主力軍。考古專家指出,大地灣時代的農業發展水平已經脫離了最初的原始階段。近兩年中、美、加等國的十九位科學家對大地灣考察后發表中國北方旱作農業6萬年連續紀實。同時表明1.8萬年—1.3萬年前北方大地灣已有成熟的農業。出土儲糧的陶罐中有稷、粟的遺存,還有狗骨炭化——狗食中有稷、粟的食物。

    人類從爬行到直立,從采集到狩獵,從狩獵到農耕,經歷了十分漫長的歲月。其間,石器的發明,弓箭的制造,取火技術的發現,無不具有里程碑的意義。但相對來說,農業的發源,更是革命性的事件。如果說工具的制造和使用提高了人類的生產、防衛能力,火的使用(考古成果表明,生活在一百七十萬年前的元謀人已經知道用火)結束了人類茹毛飲血的歷史、提高了人們的健康水平的話,那么,農業的出現則改變了人類的食物結構,擴大了人類的食物來源,特別是創造了食物的再生途徑,為人類的生存與繁衍開辟了一條嶄新的道路。

    伏羲以龍紀官,“立九部、設六佐,以龍紀官。”《左傳·昭公十七年》設管理農耕的官,命粟陸為水龍氏平山治水,繁滋稼木,命陰康為土龍氏,治田里。加強了社會對農耕的管理和指導。農耕文明走出了新天地。

    中華文明從遠古的農耕文化吟詠而來,如《吉壤歌》有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先民們在豐收或喜慶節日時載歌載舞的盛況。“興文盛永樂,偃武息民黎。”體現了先民們在溫飽后安居樂業的情景等。

    在《呂氏春秋·古樂篇》記載:“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闕:“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極。”共八場演出“操牛尾”是指他們歌舞時手拿著牛尾做道具。“投足”是說他們用腳來踏著音樂的拍子。所謂歌的八闕:“載民”“玄鳥”是歌詠原始部落的圖騰;以下就是分別詠草木稼禾繁茂,五谷豐登,“敬天常”“依地德”是指先民們敬天法地。是對神的敬拜,祈求。“總禽獸之極”是指驅逐猛禽怪獸,保一方平安!八場演出結束后人們在一起盡情的歡呼!偉哉,伏羲!大哉伏羲!美兮,女媧!同時群舞群歌,歡歌笑語,震撼山河,河水為其歌,青山與其共舞,這是先民們與大自然進行長期艱苦不懈的斗爭,辛勤勞動,智慧創造,結出的壯觀場景。也是憧憬未來最美的時光,更是他們大喜大慶的日子。

    伏羲教人練武。氏族內也有分工,年輕力壯的去狩獵,女人去采果挖野菜,老人在家照顧孩子、做飯等家務。原始人比現代人身體健壯,但平均壽命不高,原因一是疾病的折磨。二是打獵采集時受外傷而死,從樹上或是懸崖上墜下而亡。三是猛禽鷙鳥、猛瑪象侵奪生命。四是大洪水的侵吞。

    連續六萬年旱作農業延續到距今1.8——1.3萬年前的大地灣人時,成熟的中華農耕文化,在混沌的人類世界燃起了熊熊文明之火,耒耜激昂于田間放歌,石磨吟詠美妙的古謠,石臼、石杵伴著有韻的節奏,弓箭射逐地上空中的飛禽走獸······

    伏羲演奏三十五弦琴瑟,引來了西王母的贊賞;女媧的苼簧妙音以通神明之況;大地灣人的塤、笛吹出了上億年的悠遠。清水河泱泱蕩蕩、川流不息,長蟲梁莽莽蒼蒼,在大地灣長達二十多里的半山腰聚居上千戶,數千人的先民們,讓世界文明的曙光大放異彩。此時,西方城堡在哪里?

    《禮記·大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已.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圣人孔子的人人敬老,人人愛幼,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和睦相處,豐衣足食,安居樂業,描述理想社會,是完善大地灣人生活寫照和對未來社會憧憬。

    中華民族歷史悠遠,不是五千年,不是上下五千年。據有歷史傳說已知文明歷史一萬八千年,從黃帝到今五千年;從伏羲到黃帝五千年,從盤古到伏羲五千年,從盤古到遠祖三千年。由此上溯有北京周口店50萬年前的北京人,有云南元謀距今170萬年的元謀人……科技在進步!歷史遺存被發掘、傳說與遺存證實,認識無止境。故“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任重道遠。什么“炎黃子孫”“華夏文明”說法甚為不當!中華民族應是龍的傳人。炎帝黃帝之前有三皇,三皇之前有盤古,盤古之前有遠祖,遠祖之前有北京人,北京人之前有元謀人……

    “華夏”一詞出自:夏祭祀三皇五帝時,夏啟要給祭祀命名。據禹帝夢游華胥的故事,追認祖先為伏羲的母親華胥。故取華,和啟的國號“夏”冠美名曰“華夏”。中華民族歷史文明源遠流長,非止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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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詞: 伏羲 文化
    責任編輯:梁艷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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