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遺址北部城圈露真容 月亮灣小城可能是宮城

三星堆遺址各段城墻平面位置圖。　(除署名外，均本報資料照片)

李伯謙(前)、林留根(后左)、雷雨(后右)等在討論北城墻斷代等問題。本報記者付鑫鑫攝

參加成果論證會的專家在青關山城墻附近分析、討論。本報記者付鑫鑫攝

紅燒土建筑F3內發掘象牙時的情景。

金箔片、玉璋、綠松石、青關山土臺出土的玉錛

日前，三星堆遺址201 1～2015年考古勘探、發掘成果專家論證會在四川省廣漢市舉行。會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員、三星堆遺址工作站站長雷雨公布了“十二五”期間取得的進展，包括:新發現5道城墻，合圍2個小城，城圈結構逐漸清晰;新發現青關山土臺及3座大型紅燒土建筑，月亮灣小城的性質初步明確;新發現新石器時代晚期夯土臺面，明確三星堆遺址是新石器時代晚期又一中心遺址。尤為重要的是，三星堆遺址北城墻的發現，實現了近30年來三星堆考古工作者的夙愿;同時，用實證否定了以前的判斷———曾以為鴨子河是三星堆遺址天然北墻。

三星堆遺址是迄今為止西南地區面積最大、出土文物最為豐富的新石器時代至商周時期遺址。三星堆遺址的發現及三星堆文物的出土，使自古以來真偽莫辨的古蜀史傳說成為信史。古蜀國的中心，也因三星堆得到確認。

三星堆古蜀國是中國古代中原周邊地區頗具典型意義的“古國”之一，填補了中華文化演進序列中的缺環。三星堆文明作為長江上游古代文明的杰出代表，再次證明中華文明起源的多元化。

始于1929年的考古工作史，震驚世人，重大發現層出不窮。

冬末春初，四川盆地夜長晝短，清晨7點，明晃晃的月亮還掛在天上。即使是上午8點，天蒙蒙亮，薄薄的霧氣仍舊籠罩在山野河澗之上，平添了一層朦朧美。鴨子河兩岸的蘆葦隨風擺動，汽車在無人的鄉間公路上疾馳，路旁的油菜花身染寒霜卻傲然挺立……

距離成都市區約四五十公里的廣漢市三星堆遺址，就隱匿在這片村落里。下車后，翻過一片菜地，爬上一個小坡，就到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人員冉宏林的工作地———青關山土臺。

2013年，冉宏林從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碩士畢業。身為重慶人，他對川渝地區有著獨特的情感，總希望能夠用己所長、回報故鄉。畢業后，他順利地進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并入駐三星堆考古工作站。

5年考古最大成就是啥?北部城圈結構基本清晰

參加工作后，冉宏林親眼見證了“十二五”期間三星堆考古陸續取得的突破。在三星堆遺址北部，相繼發現5道城墻，分別為真武宮城墻、倉包包城墻、青關山城墻、馬屁股城墻和李家院子城墻(見右上圖)。

真武宮城墻，位于三星堆城址北部的真武宮梁子上，北臨鴨子河。大致呈西北———東南走向，殘長逾200米，頂殘寬約15米、底寬逾21米、殘高1.7米，始筑于三星堆遺址二期偏晚，即夏代晚期。

“真武宮城墻呈斜向堆筑，城墻結構與月亮灣城墻相同。真武宮城墻的東端與月亮灣城墻的北段幾乎垂直相接，二者可能為同時建造。”在三星堆遺址2011～2015年考古勘探、發掘成果專家論證會上，報告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工作站站長雷雨介紹說。

其次是倉包包城墻，位于三星堆城址東北部的倉包包梁子上，大致呈西北———東南走向，東抵東城墻北段并與之近直角相接，西隔月亮灣城壕與月亮灣城墻垂直相望，南側并行一條寬約40米的城壕并與月亮灣城壕相通。殘長550米、頂寬約20米、底寬近30米、殘高2.7米，始筑于三星堆遺址三期，即商代。斜向堆筑，城墻結構堆筑方法與南城墻基本相同。

而青關山城墻，位于三星堆城址西北部的青關山臺地北緣，城墻走向與真武宮城墻相近，二者位于同一直線上。殘長140米、頂部殘寬10-15米、殘高近3米，始筑于三星堆遺址二期偏晚，即夏代晚期。

“青關山城墻的筑造方法和結構，與真武宮城墻相同。由于兩道城墻基本位于同一直線上，我們可以推斷青關山城墻與真武宮城墻都是北城墻的部分所在。”冉宏林在青關山土臺實地解釋道。

馬屁股城墻，位于三星堆城址東北角，倉包包臺地東北邊緣，北側即為鴨子河灘地。目前保存狀況較差，現存殘高僅0.2米至1.6米。城墻呈拐角狀，南接東城墻北段，西延約20米長并可直線對接真武宮城墻(北城墻中段)。經考古發掘和勘探明確，確認該拐角由外廓城“東城墻北段”和“北城墻東段”殘留構成，始筑于三星堆遺址三期，即商代，且城墻結構與東城墻南段相近。

李家院子城墻位于三星堆城址東北部，南端與倉包包城墻西端相接，北邊為坐落于鴨子河灘地的李家院子。現存長度約150米，寬約20～25米，西(外)側壕溝與月亮灣城墻共用，始筑于三星堆遺址三期，即商代。

“李家院子城墻的筑墻方法，與倉包包城墻基本相同。考古發掘還確認了李家院子城墻和倉包包城墻明確相連，二者應為同時建造。”雷雨說，此外，還發現有城墻修筑時的施工通道，城墻東(內)側有補筑現象。

從年代來說，月亮灣城墻、真武宮城墻、青關山城墻和西城墻北段的城墻結構相同，始筑年代均為夏代晚期，因此，這幾道城墻極有可能是同時期建造的，它們可以合圍成一個小城，即月亮灣小城，面積將近46萬平方米。倉包包城墻、李家院子城墻、馬屁股城墻和東城墻北段也可合圍成一個小城，即倉包包小城，其面積約8.8萬平方米。

雷雨強調說，隨著外廓城北城墻(青關山—真武宮—馬屁股)等城墻的確認，以及月亮灣小城和倉包包小城的合圍，三星堆城址，尤其是北部，城圈結構已基本清晰。這對于認識三星堆城址的聚落結構具有深遠意義。

精美文物有哪些?金箔、玉璋和綠松石

冉宏林說，以前社會公眾只知道祭祀坑出土了青銅面具等精美文物，可對考古工作者來說，光有點上的工作是不夠的，最重要的是點、線、面的結合。

“‘十二五’以來，最大的考古發現就是點、線、面都有取得突破。在勘探和調查方面，我們不僅對遺址本身的遺存分布、堆積狀況和保存情況有全面認識，還跳出遺址本身，研究了遺址與其所處區域的關系，即在‘面’上有重要收獲。‘線’上則是北邊5座城墻的相繼發掘。青關山土臺和土臺上3座紅燒土建筑，就是‘點’上的工作。”站在青關山土臺上，冉宏林一邊接受采訪，一邊對技工、民工發掘出土的陶片進行審視、判斷。

他告訴記者，每次發掘，出土的陶片數以千、萬計，別看陶片很不起眼，但分期、斷代全靠它們。出土的碎陶片拼接成完整器形后，可用類型學來進行分析。“所謂類型學，就是通過一些器物的演變，比如說，陶器從高瘦型變成矮胖型等。我們將器物形制伴隨歲月流逝呈現的變化，排成一個新的時間軸。遇上新出土的陶器，在時間軸上做比對，判斷它更接近于哪個時代，并得出相應的推論。”

實際上，青關山土臺，位于月亮灣小城西北角的青關山臺地南半部，北邊間隔約20米即為青關山城墻。經過勘探得知，土臺面積近5500平方米，厚約4米，由夯土、紅燒土和文化層相間疊壓堆積形成，其年代從新石器時代晚期一直延續至西周時期。

土臺和青關山之間寬約20米的凹地內，填充的多為西周至春秋時期生活堆積，也有出土大量西周時期完整陶器，乃至玉璋、綠松石和金箔片等高等級文物的灰坑、灰溝和房址等。這表明在西周時期，至少在西周早期，三星堆遺址仍比較繁榮，尚未極速衰落。

據介紹，在青關山土臺的灰坑(即生活垃圾坑)中，出土了2塊金箔片，約大拇指指甲蓋大小;殘留的玉璋長約30厘米、寬約15厘米，還有4粒綠豆般大小的綠松石。

“每粒綠松石上都有小孔，我們當時還特別遺憾，怎么就剩這么幾個了。要是有一整串，該有多好!”冉宏林說，考古就是一門遺憾的藝術。一旦發掘哪里，最好把所有的信息都提取完畢，否則，挖了就是破壞，以后再挖又會構成新的破壞。“況且，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挖了一次就不能重來了。”

在土臺上，冉宏林詳細講解了編號為F1-F3的三座大型紅燒土建筑。揭露最完整的建筑F1位于土臺南部，平面為長方形，縱軸呈東南———西北走向，長逾65米，寬近16米，建筑面積逾1000平方米，是三星堆遺址迄今為止發現的、面積最大的商代單體建筑基址。

推測F1可能為干欄———樓閣式建筑，由多間“正室”以及相對應的“U”字形“樓梯間”組成，所有房間分為兩排，沿中間的“穿堂過道”對稱分布，廊道兩側各有3排柱洞，南、北、西墻墻基外側有一排密集排列的凸字形“檐柱”遺跡，其內側有一列平行的“柱礎”。根據地層疊壓關系、墻基內包含物以及建筑形制判斷，F1的使用年代大約為三星堆遺址三期(商代)，廢棄年代大致與一、二號祭祀坑同時。

在一些被畫了圈的柱洞內，累積著好些卵石。冉宏林告訴記者，這些卵石推測是鞏固木柱的根基，功能類似是現代石柱的柱基。“依照當時的生產力水平，建造如此大型的單體建筑，通常非富即貴，不是一般百姓能夠負擔得起的。普通人家，樹籬糊墻，立幾根木頭柱子，架起籬笆，糊上泥巴，烘烤一下就完事了。”

F2尚未揭露，形制并不明顯，不過，根據F2的夯土面被F1紅燒土疊壓，推測其年代應早于F1，有可能是F1前身。

城址發掘有何重大意義?月亮灣小城可能是宮城

F3的發掘起源于當時尋找F1的東墻。那是2014年下半年，在F1東側發現了紅燒土，起初以為是F1的東墻，順藤摸瓜才發現是兩個建筑遺址。后來，總算摸清楚了F3的北墻和東墻。只是，F3保存也不完整，通過現存部分看，其走向、形制與F1相似，年代也基本相當。

“F3里面出土了一根口徑約15厘米的象牙，我們當時還是很興奮的。”冉宏林激動地回憶自己第一次發現象牙的情景:當時，聽說有象牙，考古工作人員第一反應不是馬上取出象牙，而是要給它“安戶口”。具體來說，就是象牙出在哪個土層，這個土層大約是哪個年代的，這樣才好幫它斷代。

冉宏林推測說，建造F1、F3這樣高等級的建筑，首先要平整地面，因此，有可能要從其他的地方運土來夯平地表。為保證建成后的房子屹立不倒，還可能舉辦祭祀儀式。在填土或建筑過程中埋入象牙、玉璧和石壁等物，很有可能與祭祀有關。這也就是為什么附近的祭祀坑、仁勝墓地以及成都金沙遺址都有出土象牙的重要原因。

距離象牙發現地幾米處，在F3西北角區域還發現有打破F3的南宋墓葬。據說，在考古發掘前，青關山土臺曾是一片桃林和養雞場。近年來，隨著考古發掘的深入，這里除了遺址，還出土了很多古代墓葬，以漢代和宋代的墓葬居多，甚至還有戰國船棺墓葬。

在F1的北邊，記者還發現有6個大小不一、長條形狀的坑洞。冉宏林說，至今，考古工作人員也不知道這些究竟是什么，作何用途。“此類未解之謎，只能有待將來揭曉謎底。”

在雷雨看來，青關山土臺和F1、F2、F3三座大型紅燒土建筑的發現，表明這一區域屬于遺址核心地帶，極有可能是當時的高等級人群活動區域。在月亮灣臺地，歷年也發現有陶瓦等重要遺物，可知該區域也十分重要。“我們目前推斷，囊括青關山土臺和月亮灣臺地在內的月亮灣小城，很有可能是三星堆城址的宮城。”

距離F1建筑約20米開外，在發掘青關山城墻(約處夏代晚期，距今3600年左右)的過程中，還發現一處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夯土臺面(距今逾4100年以上)。該臺面表面大致平整光滑，由淺黃色和青灰色粘土夯筑而成，未見夯窩等夯打遺跡，其面積應在500平方米以上。

在夯土臺面的偏北區域發現兩排23個柱洞，柱洞直徑最大可達40厘米，最小也有20厘米以上，兩排柱洞整體長約10米，間距約2米。受發掘面積所限，兩排柱洞所屬建筑的面積和結構尚不清楚，推測應是一座大型建筑。

“小的柱洞，有出土過竹子被燒后炭化的痕跡，推測當時的平民建筑可能是竹骨籬墻。”冉宏林說，“這么光滑的夯土臺面，臺面之上還有大型建筑，據此推斷，三星堆遺址的重要性肯定不亞于寶墩文化遺址。在新石器時代晚期，三星堆遺址同樣是成都平原的中心遺址之一。”

青關山城墻的主體發掘工作已于去年6月結束，并在城墻下面發現了3座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墓葬，其中一個墓穴的人骨清晰可見，仔細看還能看到人的手指骨。除了大量陶片，尚未發掘出其他隨葬品。令人遺憾的是，陶器沒有區分主人身份的功能，墓葬應為平民墓穴。

未來考古方向是在哪兒?水系、墓葬區、手工業

問及對三星堆過去的考古工作有什么心得體會，冉宏林很謙虛。他說，他學的專業是考古，考古就是每天發掘、再發掘。“我個人不喜歡太復雜的生活，考古嘛，關鍵是要耐得住寂寞!我一直住在三星堆考古工作站里，每天騎自行車上下班。對我來說，工地每一鏟土下都是驚喜。因為我們不是為了發掘特別的文物，而是為了解決學術問題才來干這行的。”

據悉，過去5年間，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已在三星堆遺址西城墻外、西北角，沿鴨子河上游，做了55平方公里的考古調查;并在遺址保護范圍內，做了約9平方公里的考古勘探。這些摸底工作，將為“十三五”期間的三星堆考古打下堅實的基礎。

雷雨說，西城墻在月亮灣小城處有一個拐角，然后南段與其有一段距離是空白的，初步認定，這是三星堆古城水門所在。除了水門，在對北城墻的考古發掘中，還發現了一條“大溝”，這條大溝將月亮灣小城和北城墻隔開，而且馬牧河穿三星堆古城而過，說明三星堆時期，城內水系很發達。

為此，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長王煒林指出，既然在西城墻有一處水門，水系與古代聚落聯系緊密。“我建議，是否有必要在‘十三五’規劃中，重點關注三星堆遺址水系研究。第二點，則是南城墻處遺跡較少，其附近遺址的功能定位也可多留心。”

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長林留根說，三星堆遺址的水系十分復雜，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好，那么城池的使用功能和平面布局就沒法做到清晰可辨。“城墻中間出現水門，城內有水系，這條水系有沒有可能不是城墻外的護城河，而是解決百姓生活用水的?另外，三星堆遺址城墻拐角不夠明顯，是否也與水系有關?”

據三星堆研究院院長肖先進透露，截至目前，西城墻、月亮灣小城和高等級墓葬區等功能分區并不清楚，或許可以成為“十三五”規劃的重點。他還提出，四川早期先民的建筑中，出現過前院有柱子、后院僅為土坯墻的大型建筑，可否作為研究三星堆建筑遺址的參照物。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李伯謙在總結發言時說，建議三星堆考古把高等級人群的墓葬區(即俗稱的“王墓”)尋找作為一個重要內容，因為這類墓葬往往濃縮了一個時期的文化精髓。

冉宏林解釋道，上世紀90年代，在三星堆遺址外圍仁勝村曾搶救性地發掘了仁勝墓地20多座墓葬，但仍不是高等級墓葬。而上世紀80年代末，2個祭祀坑出土的精美文物如此之多。“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2個祭祀坑單獨擺在那里不太合理，理論上，周邊應該有祭祀用的宮殿等建筑或其他遺跡，甚至高等級墓葬區。”

一號、二號祭祀坑出土如此多的青銅器、玉器，其制作耗時耗力，相信只有當時的壟斷階層才有權力發號施令、調配眾人完成如此浩大、繁復的工程。那么，這些器物是怎么做出來的?手工藝人在哪里?他們是如何被管理的?這些問題都有待進一步研究。

“根據專家們的建議，我們現在的計劃是先做城址和水系，再做墓葬區和手工業。”冉宏林說，希望每天都有新收獲。

記者 付鑫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