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中國解放區救濟總會成立 曾揭露以水代兵陰謀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確立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精準扶貧思想成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關于貧困治理的指導性思想，中國的扶貧工作也將進入一個全新階段。

回顧中國革命的進程，早在1945年7月27日，在延安就成立了中國解放區臨時救濟委員會，對解放區軍民在抗戰中生命財產所遭受的損失、破壞以及所需援助等情況進行調查統計，并協助各解放區政府對受災人民開展救濟工作。

今天本報組織一批反映中國共產黨早期扶貧工作的文章以饗讀者，以期對當年的早期扶貧工作有感性的認識。

日本投降后，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簡稱“聯總”)在中國設立了分署，開始向中國提供援助。為接收和分配聯總提供的救濟物資，國民黨政府在重慶成立行政院善后救濟總署(簡稱“行總”)。

　“解總”的誕生

根據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醫治戰爭創傷，擴大爭取外援”的精神，1945年7月13日，在延安召開的中國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籌備會通過了關于成立中國解放區臨時救濟委員會(簡稱“解救”)的決議，會議選舉董必武、周恩來等15位代表為救濟委員會委員，推選董必武為主任。7月27日“解救”宣告正式成立。

“解救”成立后，對解放區軍民在抗戰中生命財產的損失、破壞以及所需援助等情況進行調查統計，并協助各解放區政府對受災人民開展救濟工作。1946年8月13日，“解救”改稱中國解放區救濟總會(簡稱“解總”)。

1946年7月，中共決定在上海設立“解總”上海辦事處，并由已在滬工作的解救秘書長、上海工委委員伍云甫擔任辦事處處長。

1946年8月2日，“解救”上海辦事處正式開始工作，辦公地點設在福州路“行總”總部，另租下蒲石路滬江別墅4號為辦事處職員宿舍。

揭露“以水代兵”陰謀

“解總”上海辦事處成立伊始，就在周恩來、董必武的率領下與“聯總”、“行總”及國民黨水利委員會就黃河歸故工程及賑災問題進行了多次針鋒相對的斗爭。

抗戰勝利后，國民黨當局決定堵塞黃河花園口決堤口，讓黃河水回歸故道。但這一決定直接威脅黃河下游解放區數百萬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

1946年7月中旬，以周恩來為首的“解總”為黃河歸故工程問題來到上海。談判中，周恩來、董必武嚴正駁斥了國民黨當局立即堵口的論調，堅持在河堤修復、居民遷出以后，方可堵口放水的原則立場，重申上游堵口須與下游復堤救濟工作同時進行。期間，周恩來還前往河南開封視察了堵口工程情況。

經過周恩來、董必武和“解總”的不懈努力，不僅為解放區爭取到了趕修堤防工程的時間，而且爭取到了大量的物資和費用——“行總”被迫同意簽訂《協定備忘錄》，其條款有：解放區所支付的全部工程款項，由國民黨當局支付；“行總”出面粉8600噸援助地處黃河下游的解放區河道修復工人；國民黨當局撥150億元救濟受災害影響的解放區人民等。

此后，“解總”不斷督促國民黨政府履行協議，撥交工程費，交付遷移救濟費，以便馬上辦理遷移救濟工作；同時，告知解放區黨政機關，加緊復堤工程，以防造成人民生命財產損失。但是，國民黨當局一面拖欠工程及遷移救濟款，一面催促加快堵口計劃。1946年12月27日，國民黨當局悍然放水引導黃河歸入故道。1947年1月8日，董必武和“解總”成員重申堵口復堤必須同時進行，堵口工程應延至5個月后。2月7日，“解總”與國民黨當局達成協議：解放區復堤工程即刻開始，堵口工程照常進行，合龍日期至3月中旬視下游搶修險堤及合龍工程實際需要再由三方確定，“行總”給解放區撥發40億元為復堤工程費。

但國民黨當局于3月15日完成合龍，使滔滔黃河水流向解放區。3月l7日，“解總”就國民黨當局單方面堵口問題接受了《大公報》、《文匯報》、《新民報》等報記者的采訪，次日，“解總”更發表告中外人士書，將國民黨當局的行徑告知天下。

為解放區爭取救濟物資

抗戰勝利后，國民黨壟斷救濟物資的分配，“聯總”配予中國的供應物資被允許運往解放區的物資直至1946年7月尚不足總數的2%。

“解總”成立伊始，便對在救濟物資分配上的不公平待遇進行揭露。1946年11月27日，“解總”主席董必武就“聯總”、“行總”在中國的救濟工作發表聲明，指出當時的“救濟善后工作”仍然未遵守“聯總”與國民黨政府簽訂的基本協定。“解總”上海辦事處發表了《“聯總”物資是怎樣分配的》一文，文中指出：“直到目前為止，抵達解放區的緊急救濟物資，并包括修建黃河運河之工賑糧與工糧在內，總額僅及22552噸，尚不及抵華“聯總”物資130余萬噸之2%。”“解總”不斷用會談、舉行記者招待會等方式，向全中國和全世界發表聲明，揭露和抗議國民黨官僚機構操縱救濟物資發放，浪費、盜用救濟物資，用物資救濟偽軍，把救濟物資用作內戰物資等行徑。

1947年2月底，“聯總”副署長杰克遜訪華時，曾允諾3月底以前運2萬噸救濟物資撥給解放區，而直至3月底“行總”僅完成原計劃的一半。為此，“解總”兩次致函“聯總”，提出運抵解放區的物資與“行總”公布的數字有出入，并要求立即采取步驟糾正分配不公的現象。經過“解總”的努力，解放區得到救濟物資5萬余噸，包括面粉、化肥、醫藥、卡車和汽油等。據估計，這批救濟物資的總值約等于當時解放區半年的財政收入，對緩和解放區人民的困難起到了重要作用。

“解總”及其分支機構員工辦事迅捷、有效，工作作風一絲不茍，倉庫物資賬目清楚，連車庫汽油消耗均有嚴格規定，私事上街或看戲，一概不得用車。這些做法，從根本上杜絕了貪污、盜竊、浪費及占小便宜等行為，得到了社會各界的贊賞，也和國民黨“行總”的腐敗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國民黨從美國聘請來華參加救濟工作的司徒喬夫婦曾說:“曾經過中原解放區，見到老百姓反而比軍隊更健康。后得知物資由解放區分配，事后挨戶訪問均如數收到。”而在國統區，“救濟物資發給老百姓，隨即被當地軍隊征去”。以至于聽到人民哀告說:“請勿救濟，只要不再搶我們就好了。”

廣交朋友

“解總”的工作對象包括來自幾十個國家的幾百名“聯總”的各行各業行政和技術人員。“解總”在他們中間廣交朋友，有效地開展了統戰工作。1946年9月28日，周恩來、鄧穎超宴請了美國聯合救濟會、國際救濟委員會、美國教會救濟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加拿大著名醫生夏理遜在運送醫藥物資赴邯鄲解放區后因積勞成疾病逝，1947年2月7日，“解總”上海辦事處與中國福利基金會等團體在新亞飯店為夏理遜大夫舉行追悼會。當年4月15日，“解總”成員前往公濟醫院慰問在4月2日遭國民黨飛機轟炸而受傷的“聯總”人員。同月，“聯總”中國分署高級職員60余人，聯名抗議國民黨對“聯總”救濟品分配的不公正及對解放區的歧視政策，要求把物資公平分配給解放區人民，引起很大震動；又如“聯總”奧地利籍醫務官員嚴斐德幫助“解總”編寫英文宣傳材料，美籍農業官員李馬薩向“解總”提供倉庫物資清單，并讓“解總”人員進倉庫挑選解放區需要的物資等。著名美國友好人士韓丁和英國人柯克夫婦及美國人楊早和寒春，都是通過“解總”聯系前往解放區的。

“解總”上海辦事處與宋慶齡領導的中國福利基金會建立密切的合作關系。宋慶齡本著對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良好愿望，為解放區捐贈、運送了大量救濟物資，有時為便于通過國民黨的封鎖線，還委托一些國際友人親自押送物資。

安全轉移

國民黨挑起內戰后，周恩來等返回延安。在離滬的前一天，周恩來還邀請民主人士及文化界人士座談，請他們必要時要做轉移的準備。除了向香港轉移外，周恩來告訴民主人士兩條疏散路徑：一條是利用軍調部的飛機去解放區；另一條則是利用“解總”送救濟物資的海船到煙臺等解放區。與此同時，“解總”上海辦事處還配合中共南方局及上海工委將已暴露身份及流落在國民黨統治區的數百名地下黨員、干部護送回解放區。

1947年3月1日，“解總”主席董必武被國民黨特務軟禁。“解總”立即致電“聯總”署長魯克斯，要求立即恢復其行動自由，并保證所有“解總”人員安全。3月2日，董必武獲得自由。10月10日，“解總”工作人員朱友學從上海護送最后一批救濟物資前往煙臺解放區。

面對日益嚴峻的局勢，“解總”上海辦事處人員一面反對停止對解放區的救濟工作，一面加緊為解放區采購物資，同時著手焚毀了機要文件，處理房子、汽車和其他財產，準備應付出現最壞的局面。12月，國民黨警特非法闖入“解總”上海辦事處宿舍。

幾天后，“解總”上海辦事處人員乘飛機返回解放區，而此前所有“解總”的財產及經費已事先換成黃金和物資送回了解放區。當時國民黨一官員趕至機場勒索滬江別墅的房產及汽車，企圖從中撈取外快，“解總”同志嘲笑說：“你遲來了一步，我等已將房屋出售，汽車也早予處理。”讓來者悻悻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