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民科背后的文化根子

5年前，某地衛視一檔求職節目中，前管道工郭英森說起了引力波，并拿出“相對論量子力學”公式和自己的新論據，卻遭到嘲笑。隨著引力波的發現，郭英森以“諾貝爾哥”的稱號一夜走紅，“專家欠郭英森一個道歉”的言論更是充塞網絡：“現場主持人和專家不但欠郭英森本人一個道歉，還欠國家民族一個道歉。因為，中國與又一個諾貝爾獎擦肩而過。”諸如此類的說法，一個比一個帽子扣得厲害，讓人不能不對“諾貝爾哥”事件及其背后的文化因素，深長思之。

中國的“民科”除了喜歡在個體作坊的基礎上，復制大工業生產項目，如飛機、潛水艇、火箭之外，還熱衷于進行相對論、哥德巴赫猜想證明等研究。無論機械制造還是理論研究，在個人愛好范圍內都是可以理解并值得尊重的。但要進入科學殿堂，讓專家來探討其價值和推廣前景，則需慎重對待。

當今自然科學的基礎研究往往以數學為門檻，不但研究結果以數學公式來表達，整個思維邏輯也與數學高度相融。相對論的經典表述，是著名的“愛因斯坦方程式”。理工科出身的大學畢業生看不懂這個公式，也不足為奇；至于業余科學愛好者，理解起來自然更加困難了。做學問也好，學手藝也好，都有一個規律，叫“初學三年，天下通行；再學三年，寸步難行。”只有“初生牛犢不怕虎”，才敢開口丈量天之高、地之厚。

粗淺地講，在基礎研究領域，今天的科學家往往是這樣工作的：發現一個現象，用已有的理論解釋不了，就嘗試提出新的理論。如果成功解釋了這個現象，就會進一步按照數學公式的推導，提出應該還有什么未曾發現的現象存在。在理論指導下，研究者發現測量方法，并觀察到理論預見的現象，那就證明理論的正確。某種意義上說，人類不是先看到現象，而是先由數學告訴我們現象在什么條件下存在，再通過觀察而發現之。愛因斯坦在1915年提出引力波，科學家在2016年宣布發現引力波，大致就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

顯然，如此嚴謹的推導和驗證過程，不是業余愛好者憑借一腔熱情和碎片化的知識，就足以應付過來的。既然如此，“民科”何以前赴后繼挑戰世界級難題，耗費精力、金錢和時間而在所不惜？這里有傳統文化根子的影響。

自古以來，中國在認識自然的過程中存在著兩種傾向：一種是純經驗性的技術發明，無論在歷法、工程、機械、煉丹(化學的原始形態)，還是水利等技術層面，先人都有世界級的發明創造，但遺憾的是沒有形成能夠得到數學支撐的理論成果。中國可以有“勾三股四玄五”，有方程求解，卻沒有公理式演繹體系。中國的數學傳統素來以算數見長，但缺乏數學表達的理論成果，始終是傳統創造發明的內傷。歷史上大量發明創造的失傳，與此有很大關系。經驗成果難以得出更多、更高明的衍生成果，更與此有關。

在另一種傾向上，中國文化又過早地進入數字化思維，即“象數邏輯”，典型表現就是八卦推演——從天道到人事，都可以通過幾個簡單的符號化數字加以推斷。但是，八卦運用的“陰陽”兩個符號，即便視為“0”與“1”，也只是作為符號推演，而不是數學運算。它對世間事物的“掐算”，同“二進制”運算毫無相似之處。借“數”的形態，卻并不在意事物間數量的關系，更不在意數量關系的形式特性，是中國“象數邏輯”的基本特征。因此，中國式數字化思維始終沒能發展成數學思維，也沒有形成嚴謹的、可以同經驗證據相對應的邏輯思維。

這種傳統文化根子對當今“民科”有著明顯影響。5年前，電視節目中專家之所以“不尊重”郭英森，不給他完整介紹“成果”的機會，不是否定他的結論，而是從其選擇的課題與其實際數學能力的差距上，就可以判定這樣的結論。而如此研究取向和思維方法，不應該再通過大眾傳播途徑影響更多的人。

值得慶幸的是，在“諾貝爾哥”事件中，有許多網友看出了“民科”與嚴謹科學研究的區別，認識到思維方式對創新的巨大影響。這足以說明，經過多年的教育普及，越來越多人接受了系統的科學訓練，傳統文化的內傷正在逐漸弱化。

(作者顧駿為上海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