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杯是一種禮儀，勸酒是一種政治。酒桌上勸酒，并非一味是為了尋歡作樂。
出品 | 網易浪潮工作室
撰文 | 蒲黃魚
又是一年新春佳節時，親戚間總要互相走訪拜年，期間少不了飯桌上大魚大肉，交換口水、吹牛逼之余，喝酒助興喝到吐。
而每年的春節期間我們都能看到這樣的新聞：過度飲酒送急救的醉漢、酒駕撞人的司機，甚至因勸酒致命連帶判刑的階下囚。
為什么中國人這么喜歡勸酒？除了中國人一貫以來的好客古風，酒桌之下權力與服從的深刻隱喻，勸酒里的交易、凌辱、控制，無疑則暴露了中國人近乎野蠻的一面。
干杯是一種禮儀，勸酒是一種政治
在大多數熱愛酒桌的中國中年男性眼中，酒桌文化被美化成傳統美德，勸酒成了一種好客古風。但自古以來，中國酒桌上就沒有平等一說，長幼尊卑、等級森嚴全在這酒里。
2009年8月9日是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革家婦女在表演獨特的勸酒表演。/CFP
中國古代的酒，從來不是大眾食物，早期酒文化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酒之于世，禮天地，事鬼神”，祭祀之禮上的供奉酒水，是屬于皇家和當權者的上層文化。
白酒主要以糧食為原料釀造，而糧食又是古代農業社會的命根子，而釀酒的作坊主又獲利頗豐。因此，歷史上常常發生釀酒大戶大量采購糧食，與民爭食。為了管理這些釀酒大戶袋中財富，中國古代從夏商時期，幾乎每個朝代都有管理酒類的機構，被稱為“酒政”。周有酒正，漢有酒丞，隋唐宋有良釀署，通過禁酒、官府壟斷酒價，以及征專門酒稅等等，高度壟斷酒類的生產、銷售和流通。
至今，中國仍有“酒類專賣局”這樣的行政機構專門管理酒類流通，“茅臺”依然是象征著上層社會和權力的“特供”。
2011年2月27日，上海首屆陳年茅臺酒拍賣會舉行，一瓶1955年產、標價超過120萬元的茅臺酒最終流拍。／CFP
社會等級的隱喻，在講究尊卑長幼的酒桌禮儀上也一覽無余。酒桌上，主人必先進酒于賓，是為獻。客人飲畢需回敬主人，是為酢，亦稱報。然后，主人為勸客人多飲，必先飲以倡之，是為酬。
客人之間相互也可敬酒（叫旅酬）。有時還要依次向人敬酒（叫行酒）。敬酒時，敬酒的人和被敬酒的人都要“避席”，起立。晚輩在長輩面前飲酒，叫侍飲，通常要先行跪拜禮，然后坐入次席。長輩命晚輩飲酒，晚輩才可舉杯；長輩酒杯中的酒尚未飲完，晚輩也不能先飲盡。
古代飲酒的禮儀約有四步：拜、祭、啐、卒爵。就是先作出拜的動作，表示敬意，接著把酒倒出一點在地上，祭謝大地生養之德；然后嘗嘗酒味，并加以贊揚令主人高興，最后仰杯而盡。
2016年9月24日，貴州省遵義仁懷市茅臺鎮，釀酒廠里工人們揚撒高粱準備進行第一次發酵。／CFP
事實上，現在中國人勸酒時常說的“干杯“其實來自歐美，從歐美傳入日本之后，日本翻譯做“干杯（乾杯）”，而日本禮節也和西方相似。因此，日本人只有喝啤酒時才會說“干杯”，一般都是用大杯。由一個人（長輩、上級）領頭說：“辛苦了，干杯！”然后大家一起碰杯，喝一口，并不喝干杯中的酒，只是注重慶祝的儀式。
而“干杯”一詞傳到中國酒桌上就變味兒了，長輩領導、商業伙伴端起酒杯勸酒，必須得一口悶，甚至需要反扣酒杯于頭頂，以證明喝光了，不然就是不禮貌，準確地說，沒有順從勸酒人之意。
“都在酒里了，一定要喝到位”
中國古代的酒桌文化一直講究三杯為度，士大夫們熱衷的也是低度數的黃酒，而非現在酒桌上的高濃度烈性白酒。勸酒文化，也只是近幾十年才慢慢興起的。
2010年5月23日，廣西防城港市防城區那良鎮，眾人在當地舉辦的百家宴上互相敬酒。／CFP
從勸酒的程度和方式看，各地有所不同，沿海地區、江南發達地區一帶要弱一些。而其他地方，尤其東北、西北、西南部分地區，勸酒就特別厲害。
例如東北人勸酒時喜歡說:“看得起, 就干了”，沒有多余的話，說完后根本不看對方一眼，一口悶，這在東北人眼里是一種“豪氣”。而假裝不能喝，拒絕敬酒人，就是“酒風不正”。
從酒品看人品，是一種非常幼稚的判別人的方式，正如人類學家莊思博(John Osburg)在他的著作《焦慮的財富：中國新富階層的金錢與道德》(Anxious Wealth: Money and Morality Among China’s New Rich)中，評價四川成都的富人群體的酒局的那樣：“中國中年男人的酒局，除了酒和女人，跟初中生派對沒什么區別。”
2013年11月5日消息，28歲的東北女子張海燕在陪3名男子喝酒唱歌時，因醉酒摔倒休克身亡。家屬索賠勸酒人賠償金額92萬余元。/CFP
《紐約時報》記者詹姆斯帕爾默（James Palmer）在山東一座小城的中式酒局上，就是受到了這樣的精神沖擊：山東當地一位市黨書記——一個五十多歲男子，一邊用他嬰兒般柔軟的手在宴會桌下輕輕撫弄著詹姆斯的大腿，長達45分鐘，以此來拉近親密關系，一邊還勸他喝酒，一種在這個外國人看來度數高到幾乎沒法喝的烈性白酒。飯局之后，官員和商人們又要請他一起去妓院，盡管賣淫在中國是非法的。
許多商人私下都向詹姆斯抱怨，整個過程通常勞心勞力，令人厭煩。尤其是三四線城市或村鎮上的娛樂場所，幾乎沒什么特別的吸引力。實際上，里面常見的是汗跡斑斑的臟床單，以及上世紀70年代風格的鮮花圖案墻紙，就像這些截取自三流丑聞視頻中的圖片所顯示的那樣。
但是他們前往這些地方, 并非一味是為了尋歡作樂。
2014年2月10日，寧夏銀川，一輛私家車車主喝高，撞斷橋欄扎進愛伊河冰面。／CFP
像男同學相約一起做壞事一樣，中國酒桌上的劃酒拳、咸豬手、低俗段子，包括醉酒后的丑態，甚至共同嫖娼犯罪，都是一種建立信任的抵押物。在半公開性質的酒局上，酒桌上都是見證人，通過這種羞辱性的儀式，共同掌握對方的小把柄，在男性同胞之間形成一種牽絆，這能讓大家覺得那些潛在的生意伙伴跟自己是同一條道上的人。
而能不能一杯干、喝到位，就是一場能否建立信任的測試。
“沒人喜歡過度飲酒，但我身不由己”
酒桌文化深嵌于社會的權力結構之中，勸酒本身體現了一種中國式的“征服游戲”。
2010年4月26日，濟南某酒店的勸酒員正展示自己的推薦技巧。在顧客就餐飲酒過程中，有專門訓練的服務人員，給賓客端酒、祝酒，祝酒詞還一套一套的。/CFP
與歐美酒吧里酗酒狂歡的年青男女不同，中國酒桌上放縱參與者往往是一些上了年紀的人——他們這么做僅僅是為了在集體酗酒的官場上，保住自己的職位，而陪領導喝酒成了他們工作的一部分。
2011年《衛報》記述了發生在中國遼寧的故事。來自東北遼寧的遲先生是當地一家中學的校長，幾乎每周都在白酒的熏味兒中度過，而他本人既不是酒鬼，也不喜歡聚會，年過40，受學生尊敬。
“喝，不能保證我升遷。但不喝，我的人緣就會變壞。所以我選擇喝，我不愿意也沒辦法。”遲先生所認知的官場環境就是這樣：不遵照上司的意愿接過酒杯，意味著放棄自己的職業生涯。爽快地喝酒，是對權力的服從。
2009年6月24日，香港一名調酒師的上海白酒調酒展示。／CFP
據《紐約時報》2008年的報道，河南信陽當地的政府官員們每天都中午的午餐都是一場午宴，在當地餐廳提供的私人宴會包間，其中設有休息區、電視和浴室，酒桌上也擺上了紅酒、啤酒和白酒三種盛酒容器，酒精繚繞長達幾個小時，一切費用由政府支出。信陽當地的出租車司機告訴《紐約時報》的記者，當地民政局的官員們，下午要么打牌要么睡午覺，常常空蕩蕩一個人都沒有。
“酒逢知己千杯少”，對來找官員們辦事的商人來說，勸酒的人更多是有共同利益目標的“知己”，能喝酒，簡直是一條迅速打通關系的捷徑。酒桌即戰場，穿腸過肚的高度數白酒則是最直接的武器，能不能爬上更高職位、做成交易，就看能不能喝。
2010年2月11日，南京一家飯店酒宴上相互勸酒的食客。／CFP
同樣在中國北方的黑龍江省，哈爾濱有一家專門教人“敬酒術”培訓學校“偉良人際溝通藝術學校”，學校創辦人修偉良掛在嘴邊的名言就是“一次宴請可以改變一生，掌握方寸圓桌的觥籌之法往往能解決很多問題。”
2013年《南方周末》報道了這位校長的一位學生，哈爾濱當地一位市政工程的承包商陳明（化名），經過修偉良一千多塊酒桌技巧速成班培訓后，設宴款待當地某書記和市長，酒過三巡，陳明成功獲得了一單價值3000多萬的基建大單，創造了他承接市政工程的最高紀錄。
湖南智科公共安全技術公司，一個提供監視和報警技術的公司，其人力資源部門就在其招聘業務經理的廣告上這樣寫到：“酒量大的優先“。這家招聘人員對此解釋到：“業務拓展中避免不了酒桌上的應酬，可以迅速拉近跟客戶的距離。”他認為，一個稱職的應聘人員必須能夠在短時間內喝下半斤至一斤白酒。
2010年11月8日下午，重慶九龍坡區巴國城，三名喝醉的年輕人倒在廣場。據悉，他們是來參加某公司招聘銷售人員的復試，中午領導請吃飯，他們拼命喝酒掙表現醉了。／CFP
而這家公司一直是湖南消防協會、長沙市政府采購的主要企業之一，與政府官員打交道的業務經理，“酒量”無疑是一條硬指標。
在中國式酒局上，勸酒是一場“臣服”與“來朝”的權力游戲，誰有求于人，誰想號令眾生，誰不想買誰的賬，誰想不給誰面子......用酒桌上的話說，就是“都在酒里了”。為什么有的人明知不敵還要喝，因為誰都知道不喝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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