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7年2月1日，天水籍詩詞大師霍松林先生辭世，享年97歲。《光明日報》2月20日刊發了霍松林三位學生的紀念文章，現予以轉載，以饗讀者。
天水籍一代宗師霍松林
庭花晚更馨
——霍松林的學術貢獻和詩歌成就
□鄧小軍
霍松林先生是一位有創見的文學理論家。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后，蘇聯學者季摩菲耶夫的《文學概論》(1953年中譯版)具有權威性的地位和影響。霍松林先生1957年出版的《文藝學概論》，是1949年后第一部中國人寫的文學理論著作。按照季摩菲耶夫《文學概論》的觀點，文學形象包括抒情詩形象的基本特征是虛構。但是，中國文學中的大部分詩、史傳文學基本特征是寫實，只有戲劇、小說和小部分中國詩才有虛構。因此，季摩菲耶夫的文學理論與中國文學實際不符。霍松林《文藝學概論》提出文學形象的特征是形象思維，而形象思維包括了寫實和虛構。
虛構是西方文學的突出特征，西方文學理論以及派生的蘇聯文學理論以虛構為文學的突出特征，是自然的事。歌德《詩與真》說：“每一種藝術的最高任務，即在于通過幻覺產生一個更高真實的假象。”韋勒克、沃倫《文學理論》第二章《文學的基本特征》說：“文學藝術的中心顯然是在抒情詩、史詩和戲劇等傳統的文學類型上。它們處理的都是一個虛構的世界、想象的世界。”“如果我們承認‘虛構性’‘創造性’或‘想象性’是文學的突出特征，那么我們就是以荷馬、但丁、莎士比亞、巴爾扎克、濟慈等人的作品為文學。”高爾基《論文學技巧》說：“藝術創作永遠是一種‘虛構’。”中國文學的主流是詩歌，詩的人文教養作用，來自詩的寫實。中國史傳文學以《左傳》《史記》為代表，作品特征是寫真人真事，理論主張是“實錄”。
霍松林1956年發表的《試論形象思維》是中國第一篇討論形象思維的哲學美學論文，文中指出：“形象思維和邏輯思維是認識現實的不同形式。形象思維是藝術的思維，藝術家通過形象思維認識現實，用具體的形象表現認識現實的結果。”這是他的文學理論的奠基。在文學形象的特征上，霍松林的文學理論用形象思維取代了季摩菲耶夫的虛構，實際上是取代了蘇聯文學理論乃至西方文學理論的虛構，從而與蘇聯和西方文學理論畫出了一條分界線，但是符合中國文學實際。霍松林從未全稱判斷地表示文學形象的特征是虛構，更未表示中國詩的基本特征是虛構，他將虛構限制在戲劇小說等敘事文學的范圍內。霍松林指出中國詩局部可能有虛構，同時指出敘事文學可以寫真人真事。這表明他的文學理論符合中國文學實際，周全、穩健，而卓有創見。
當代中國文學理論的幾乎所有主要著作，都是以虛構、假定、虛幻性作為全稱判斷的文學形象的基本特征。在文學形象的定義上，霍松林用形象思維取代蘇聯文學理論的虛構，在當時蘇聯文學理論極具權威性的情況下，體現出極大的學術智慧、勇氣和民族自信心；比較六十年以來中國文學理論承襲蘇聯及西方文學理論的文學形象虛構說，則體現出異常獨到的學術創發力和異常深遠的學術生命力。雖然因此導致了對霍松林長達十四年的批判，但霍松林并未屈服，足見其學術風骨與豪杰品格。
霍松林是一位有創見的古代文學研究者。在杜甫研究史上，學界認為，杜甫乾元元年自左拾遺被貶為華州司功參軍的原因，是至德二年疏救房琯觸怒唐肅宗，遭到會審和放逐。
霍松林1982年發表的《說杜甫〈曲江二首〉》指出：“天寶十五載(756)六月，安史叛軍攻進潼關，唐玄宗逃往四川，長安淪陷”，“(次年)四月，他冒著生命危險逃出長安，奔向鳳翔，‘麻鞋見天子’，被任命為左拾遺，接著就因疏救房琯觸怒肅宗，被放回鄜州探視妻子”。“至德二載(757)九月，唐軍收復長安，杜甫于十一月回京，仍任左拾遺。《曲江二首》，就是乾元元年(758)暮春任左拾遺時寫的。杜甫‘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早就渴望‘立登要路津’，以實現其‘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理想。如今身為‘諫官’，‘正好可以致君’‘澤民’，卻為什么把這看成‘絆’身的‘浮榮’，力求擺脫呢？‘從明朝有封事’(《春宿左省》)、‘避人焚諫草’(《晚出左掖》)之類的詩句看，他是給皇帝提了意見的。從‘袞職曾無一字補，許身愧比雙南金’(《題省中院壁》)、‘每愁悔吝作，如覺天地窄’(《送李校書二十六韻》)之類的詩句看，他的意見不但沒有被采納，而且還蘊涵著惹禍的危機。到了這年六月，果然受到處罰，被貶為華州司功參軍。”
霍松林由史詩互證所提出的這一卓見，補唐史之缺，發杜甫研究史上前人所未發，具有重大意義：第一，杜甫被貶華州司功參軍后，繼續諫諍肅宗惹禍，比起早先的疏救房琯觸怒肅宗，顯然是更為直接、更為重要的原因。第二，杜甫乾元元年六月被貶華州司功參軍，乾元二年七月便棄官華州以表示抗議肅宗之無道，從此直至漂泊以死再也不做唐朝的官。今存杜甫詩集，大半部是作于棄官以后。霍松林揭示出杜甫被貶華州司功參軍的直接原因，關系到這一段唐史真相、杜甫品格、后半生命運及對大半部杜詩的了解，因此關系重大。
霍松林是當代重要的詩人，他的詩反映了中國現代史的艱難歷程，反映了一位中國知識分子的正直心靈。
1937年所作七古《八百壯士頌》：“‘中國不會亡’，歌聲傳四方。八百壯士守滬瀆，七層樓上布嚴防。倭賊沖鋒怒潮涌，壯士殺賊如殺羊。倭賊轟樓開萬炮，壯士憑窗發神槍。倭賊凌空擲巨彈，壯士穿云射天狼。倭賊圍困斷給養，市民隔岸投干糧。倭賊縱火火焰張，壯士舉旗旗飄揚。激戰四晝夜，愈戰愈堅強。熱血灑盡不投降，以身許國何慨慷！堂堂壯士，壯士堂堂。四夷望汝正冠裳，中華賴汝揚國光。士氣為之振，民氣為之張。八百壯士作榜樣，一曲頌歌傳四方。頌歌傳四方，‘中國不會亡’！”歌頌八一三淞滬會戰謝晉元八百壯士四行倉庫保衛戰的事跡，黃鐘大呂，元氣淋漓。其中“倭賊”“壯士”一氣直下十個排比句，生動傳神地寫出八百壯士浴血奮戰氣壯山河的英雄形象。這是有關中國抗戰的詩史，無異為中國抗日戰爭之紀功碑。類似的詩還有《盧溝橋戰歌》《哀平京哭佟趙二將軍》《聞平型關大捷喜賦》《喜聞臺兒莊大捷》《欣聞日寇投降》等。
1965年所寫五律《別鄧寶珊先生》：“河聲清北戶，山色綠南欞。園果秋初熟，庭花晚更馨。談詩傾白墮，說劍望青冥。屢月親人杰，終生想地靈。”言有盡而意無窮。1972年所作七律《寄明兒二首》其一：“雪暴風狂憶上營，窯中燈火倍溫馨。候門喜我還家早，閱課夸兒用力勤。虎臥龍跳臨晉帖，蟹行鴂語學英文。裁詩問字無休歇，談笑渾忘夜已深。”原注：“余每日天亮出門勞改，黃昏回窯，明兒已等在門口，高興地說：‘今天回來得還早！’”1999年所作《金婚謝妻七首》其六：“紅旗上線罪滔天，狠觸靈魂更不堪。停俸抄家余四壁，牧羊滌廁近十年。閨中幸有英雄在，浪里方知砥柱堅。分謗挨批教子女，補衣挑菜抗饑寒。”原注：“《試論形象思維》發表于《新建設》1956年第2期，1966年《紅旗》第5期點名批判，無限上綱，我即被‘揪出’批斗、抄家、勞改。”艱難環境中的親情，是人性的最高體現。2006年所作四言《詩圣頌》，歌頌杜甫，近兩千字，超過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北征》字數總和七百余字。其中寫杜甫自安史叛亂至貶官華州一段：“安史叛亂，詩人切齒。投主陷賊，諫君忤旨。流亡放逐，一生九死。《月夜》《春望》，血淚滿紙。《述懷》《北征》，無愧詩史。兩京收復，官復拾遺。忠言逆耳，憂讒畏譏。《曲江》二首，心痛陵夷。留春無計，感慨噓唏。貶官華州，案牘繁忙。”真是五音繁會，磅礴頓挫。“官復拾遺，忠言逆耳”，“貶官華州”，將自己學術之重大創見，融入歌頌杜甫之皇皇巨制，真是別開生面。
(作者：鄧小軍，系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一代騷壇唱大風
□尚永亮
丁酉歲初，業師霍松林先生安然走完了自己人生的97個春秋，與世長辭，駕鶴西歸！這是中國學術界的重大損失，更是我們這些受業弟子的重大損失。
霍先生是蜚聲海內外的著名學者，更是因材施教、循循善誘、和藹可親的師長。自從1949年于南京“中央大學”畢業后，他即投身高等教育事業，至今已70年。他所教育、培養的學生不計其數，人們常說的“桃李遍天下”，用在先生身上，應是最為恰當的。尤其是新時期以來，先生滋蘭樹蕙，先后培養出近百名碩士和博士，霍門弟子分布國內多所高等學府，占據方面，術業有成，成為一支重要的學術力量。可以說，先生將他的畢生精力都貢獻給了中國的教育事業，他是教書育人的典范。
霍先生是甘肅天水人，性格中飽含西北人的豪放大氣，以及因濃厚學養而形諸辭色的儒雅典重。他的學術活動和教學生涯，從一開始就以西北為中心，影響輻射全國。新中國成立后的數十年中，霍先生雖歷經風雨，卻矢志不渝，為陜西師大中文學科的建設作出了突出的貢獻。很難設想，如果沒有霍先生的學術成就和學術聲譽作基礎，陜西師大的古代文學學科能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即在西北地區率先獲得碩士學位點和博士學位點，并通過此后的持續發展，成為今日的國家重點學科。幾十年來，學界友人提及西北、西安、陜西師大的知名學者，幾乎毫無例外地首先稱道霍先生，即使海外學者，雖不熟悉西北或陜西師大的情況，但一提起霍先生，卻大都久聞其名而頻頻致敬。從這個角度說，霍先生執教西北和陜西師大數十年，是對這塊古老土地和知名高校的回報；而西北和陜西師大有了霍先生，則無疑大大增加了它的學術含金量和知名度。
“千秋書史開新派，一代騷壇唱大風”，這是霍先生為紀念于右任誕辰所撰八尺巨幅大聯，某種意義上，此聯也可視作先生學術、創作、書法活動的概括。霍先生是集多種知識和才能于一身的文化大家。他首先是一位學者，從先秦至明清，他對數千年的中國文學史和文化史爛熟于心，多有染指，探賾索隱，史論結合，著述早已等身。其出版于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文藝學概論》，篳路藍縷，首開國內文藝學研究之先河；他在唐宋詩文及明清戲劇小說等研究領域的多向度開掘，亦卓有建樹，引領一時風氣。1982年春，霍先生首發倡議，廣邀海內外專家學者，在西安召開了第一屆唐代文學研討會，并先后出任唐代文學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中國杜甫研究會會長，為推動相關研究的深入開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霍先生又是一位詩人，著名唐詩專家程千帆先生認為霍先生的詩“兼備古今之體，才雄而格峻，緒密而思清”。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創作《盧溝橋戰歌》《哀平津》《聞平型關大捷》等詩詞始，或寫懷紀事，或感時托興，真切地記錄了民族的苦難和個人的沉浮。一部《唐音閣詩詞集》，大筆如椽，宛同詩史，用錢仲聯先生的話說，其“憂時感事，巨構長篇，含咀昌黎以入少陵，此其所以為豪杰之士也”。因創作上的成就，霍先生被中國作協列入“抗戰時期老作家”名單，并數度榮獲“以筆為槍，投身抗戰”獎、“中華詩詞終身成就獎”、“最具影響力詩人獎”等榮譽。霍先生還是一位書家，他的書法，轉益多師而融會貫通，血濃骨老，神完氣足，樸拙中不乏秀逸，勁氣內斂而具飛動之勢，滲透著濃郁的文人氣息，在當今書壇別具品格和神韻。
學問、詩歌、書法，三者分立而相輔相成，使霍先生成為學者型詩人，詩人型學者。因了學問，霍先生的詩歌創作和書法技藝得到了深厚的文化支撐，而因了詩歌、書法創作，先生的學問得到了實際的印證和多向度的開展，也使得他的唐宋詩詞鑒賞、闡釋總是來得那么細密妥帖，感同身受，充滿“了解之同情”。這是一種學養，是一種技能，更是一種知識結構的綜合構建和歷史文化精神的結晶。當年從學之日，霍先生曾一再以孟子的話告誡我們：“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他對現實的關注，對國家前途的憂慮，對自我品格的自覺砥礪，以及由此發乎外的胸襟、器局、格調，都在其詩、書、文中有所體現。似乎可以說,在霍先生身上，既呈露出學者之嚴謹，詩人之敏銳，又具備智者之眼光，仁者之情懷。早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民國元老于右任先生即稱其為“難得的人才”，著名老詩人陳頌洛亦贊其“二十解為韓杜體，美才今見霍松林”。數十年后，學界鑒于其多方面的文化成就，更多譽之為“文壇泰斗”“一代宗師”。從這些評價和贊語，可以約略見出霍先生之充溢才華、治學路數、文化成就和精神氣象。
松濤如海，林木常青，先生一去，大樹飄零。就在春節前幾天，霍先生還通過視頻，向各位霍門弟子賀年，并與我們約好，在百歲壽慶之際與大家相聚。孰料蒼天未遂人愿，旦夕之間，霍先生就匆迫地離開了我們，這怎不令我等門人心顫神驚，五內如焚！昔日有先生在，我們遇到各種問題還可隨時請教，而今先生撒手塵寰，天人永隔，我們再有疑難可問誰？先生平日喜望南山，最愛唐音，曾榜其居曰“見山樓”“唐音閣”，如今終南依舊，樓閣已空，睹景思人，回想當年趨侍帳下的歷歷往事，我們內心真有一種說不出的悲涼。
(作者：尚永亮，系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
一生只做三件事
□孫明君
2010年10月霍先生90壽辰之際，我寫過一首賀壽小詩，詩中有這樣幾句：“年少初聞夫子哲，長安十載始登堂。關西孔子杏園盛，隴上樊遲書囿荒。”這里的“關西孔子”喻松林師，“隴上樊遲”是自喻。霍先生系甘肅天水人，我的故鄉在甘肅靜寧。天水與靜寧之間只隔秦安一縣。1980年我考取陜西師范大學中文系，對“師范大學”不滿意，中學班主任劉浚老師說：“陜西師大有一位霍松林先生，是甘肅天水人，他的道德學問知名天下，你能夠去這樣的學校跟隨霍先生學習是你的福分。”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霍先生的大名。那年秋天在開學典禮上，我第一次遙望到主席臺前的霍先生。1990年我考取霍先生的博士生，距離初見霍先生已經十載矣。錄取之后我登門拜訪霍先生，先生對我說：“你是我招收的第一個甘肅弟子，一定要踏實學習，為家鄉爭光。”
我的博士學位論文名為《漢末士風與建安詩風》，1995年在臺灣文津出版社出版。霍先生在序中寫道：“初秋入學，我發現他還缺乏撰寫學術論文的實踐，因而對學位課程的學習和學位論文的撰寫進行了具體指導，提出了嚴格要求。”豈止是缺乏撰寫學術論文的實踐，更嚴重的是我缺乏獻身學術的理想，只想通過讀博改換一下工作環境。經過霍先生耳提面命，諄諄教誨，我逐步端正了學習態度，三年后順利通過了博士學位論文答辯。霍先生在序中指出：“這篇論文還存在著不足之處。最明顯的是：論士風是為了更好地論詩風，論詩風應該是全文的重點；但論士風的比重偏大而論詩風的比重偏小，對建安詩歌的藝術分析尤嫌粗略。當然，學術修養和寫作功力，都需要日積月累，逐步提高，不可能一步登天，明君初逾而立之年，風華正茂，倘能勤學苦練，精進不已，必將取得卓越的成就，為祖國的學術事業作出較大的貢獻。”霍先生對我既有嚴厲批評，也有殷切希望，為我指出了向上的道路。畢業之際，聽師母說，有一家用人單位的領導來考察我，在征求導師意見時，那人對霍先生說我發表的論文太少了。霍先生聽后很不高興，對那人說：“他年紀尚輕，不用急于發表論文。”當時，北京大學中文系招收首批博士后，我有心報名，把想法告訴了霍先生。霍先生不僅大力支持，還給前來主持答辯的南開大學王達津先生介紹我的情況，兩位先生分別為我寫了推薦信。這樣，我有幸在1993年秋天去北京大學跟隨陳師一新先生學習。余生何幸！先后從師于松林先生和一新先生。霍先生序中還說：“我國的學術研究，有文史哲不分家的優良傳統，研究文學而不具備深厚的哲學、史學修養，便很難取得豐碩的成果。”“從事學術研究，既需要博覽群書，吸取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成果，又需獨立思考，實事求是，切忌毫無主見，人云亦云。”我雖然駑鈍，但多年來仍努力沿著導師指引的道路前行。離開霍先生之后，每每寫信或打電話給先生請安，先生都要問到我的學業進展。2001年，陜西師范大學隆重舉行霍松林先生八秩華誕暨從教六十周年紀念會，霍先生指名讓我代表弟子發言，這是對我最大的信任和鼓勵。
1993年夏，我告別唐音閣，走近未名湖，迄今過去23年了。兩位導師先后遽歸道山，我也已經年過半百。回顧自己的學術之路，馬齒徒增，一無所成，愧對兩位大德恩師的栽培。
學界譽霍先生為海內儒宗、學林泰斗、一代宗師、詩壇盟主、書界名家。霍先生去世后，各界人士紛紛撰寫詩文，寄托哀思。首都師范大學鄧小軍教授《哭松林師》云：“溥天之下無遺老，數十年來文在茲。”引《論語·子罕》典，以孔夫子的“斯文在茲”喻霍先生。西北大學李浩教授挽聯云：“承孔孟教，懷千歲憂，繼往開來，河汾續命振木鐸；與李杜友，享期頤壽，超凡入圣，華夏誰來弘唐音。”將霍先生比為隋代大儒王通。兩位先生高度肯定霍先生為傳承儒家文化所作的貢獻。
張載說：“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霍先生一生奉之為座右銘。青年時代，于右任先生稱霍先生為“我們西北少見的青年”，他曾經教導霍先生說：“有志者應以造福人類為己任，詩文書法皆余事耳。然余事亦須卓然自立，學古人不為古人所限。”于右任先生的詩文書法卓然自立，霍松林先生詩文書法也卓然自立。然而，詩文書法在他們眼里只是余事，更重要的是“以文傳道，以文化人”。他們的詩文書法因為灌注了“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精神而生動、深刻、大氣。霍先生說自己一生只是在做讀書、教書、寫書三件事。這三件事其實不可截然分開，它們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它們相通之處就在于灌注了中國傳統文化的血脈。
讀書，霍先生12歲前已熟讀《四書》《五經》，后來涉獵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美學、詩學、詞學、曲學以及文學理論批評史等多門學科。《論語·述而》子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這也是霍先生晚年生活的寫照。
寫書，僅2010年出版的《霍松林選集》十卷本，就多達6135千字。霍先生以自覺傳承中國傳統文化為己任，其《文藝學概論》被譽為我國新時期文藝理論的奠基之作。其古代文學研究著述宏富，在義理、辭章、考據方面都取得了杰出成就。其詩詞題材豐富、寓意深邃、藝術高超，足以垂范當代。
教書，霍先生從“中央大學”畢業之后即投身于祖國的教育事業，桃李滿天下。《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自1979年以來，霍先生培養了20多名碩士和70余名博士，形成了學界有名的“霍家軍”。聽過霍先生課程和講座的學生不計其數。霍先生一生憂國憂民，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具有出眾的才華、學識、品德和氣節。霍先生告誡弟子“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他要求弟子在學習專業知識的同時，樹立遠大志向，熱愛中國文化，傳播中國文化，做中國文化的守望者。
“指窮于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霍先生雖然已經仙逝，他傳遞給我們的人文精神之火，不應該在我們這一代人手中熄滅。
(作者：孫明君，系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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