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遠流長的泰州酒業

關于酒的來歷，一說始于初大禹時代的儀狹，有4000年歷史；一說始于周朝的杜康，也有3000年歷史了。據傳儀狄系政府官員，夏朝初年，他用桑葉包飯的發酵方法造酒，獻給大禹，想邀功請賞。大禹喝了酒，感到味道甘美，便聯想到：“后代必有為了飲酒而亡國的”，于是下令斷絕造酒。儀狄的獻媚并沒有得到封賞，他發明的酒也只限于宮內暗中流傳。

在殷墟中發現的釀酒作坊遺址證明，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時代，我國已有很發達的釀酒事業，并采用制曲釀酒。周朝時，周政府還設有專門管理釀酒的官員“酒正”；《周禮》還記載了釀酒須注意的六個問題，可見當時釀酒技術已相當完備。古代因是自然發酵的甜酒，酒的度數很低，所以古人酒量很大。就是在漢代，酒還是“粗有酒氣而已”。從漢武帝開始，酒與鹽鐵一同由政府專賣。

而歷史久遠的泰州大地，白酒釀造竟然有近7000年歷史（從大地灣出土的樽、杯考證，居住在天水的先民已開始有飲酒的習俗）。隨著農業的豐欠，釀酒業時興時衰。到公元446年北魏時期，秦州已成為甘肅六大酒類生產地之一，可產“秦州春”等20余種酒和酒曲，并以廣產糧酒為主。北宋熙寧年間,秦州酒業發達,上交年稅達30萬貫以上，為全國酒稅收入最高的五州之一。元初釀酒業曾一度因原料缺乏而衰落。明、清時期，釀酒業已形成作坊生產。特別是清乾隆年間，民間釀酒業盛行。

秦州釀酒業，有燒酒、黃酒兩大類。黃灑釀造的歷史比白酒早。多為民間家庭手工釀造，自產自用。到民國時境內才有“春茂園”、“常興坊”兩家黃酒作坊。其主要原料是當地產黃小米，故又叫米酒。另外，民間還有用小麥、玉米、小米、高粱手工釀造黃酒的習慣。多用于婚喪筵席或節日待客。釀造黃酒用曲有土曲、藥曲兩種，配方各異。但都通過特定的加工過程，受到酒藥、酒曲不同的霉菌、酵母、細菌共同發酵而成。酒色紅潤，酒味醇厚。當時天水縣（民國2年改州為縣）民間年產黃酒約30萬市斤。城壕（工農路）“常興坊”所產黃酒，以其香、甜，味美而馳名當地。尤以“春茂園”所產黃酒質量最佳，民間譽稱“七日紅”。

燒酒即蒸餾酒。由于泰州一帶盛產高粱，原料充足，釀酒業一直較為興隆。其資金、經營僅次于過載行（批另貨棧）、綢緞行和南貨行（糕點副食）。發展到民國時期，境內各縣有“燒鍋”104家，年產高粱、青稞、包谷、玫瑰、葡萄等各種酒104萬多斤。其中天水縣（轄秦城、北道）有19家，年產白酒8萬余斤。

由于水質甘美，加之延聘山西汾酒技師指導，所釀白酒口味香醇，暢銷本地及蘭州、武威、張掖、新疆、青海等地。

燒鍋規模大小，以窖的多少為準。當時作坊規模較大，最有名氣的要數西關的“全盛昌”、“和豐隆”；新街的“永興源”、“永順隆”；大城的“元興恒”；東關的“裕永祥”、“元興璽”；北關的“永貞吉”、“裕順和”、“裕豐恒”；馬跑泉的“王記燒鍋”、甘泉的“通源隆”；社棠的‘元興涌“等字號。其中，尤以”元興恒“歷史最為悠久。

康熙末年一晉商

汾酒是我國名酒之一，產于山西省汾陽縣杏花村。釀酒原料為高粱，使用水質優良的井水，制曲原料是大麥和豌豆。酒液清澈透明，酒味清香純正，入口爽快，甘冽，飲后余香脈脈，頗受州人青睞。據傳，清康熙末年，一樊姓晉商向泰州長途販運汾酒。相隔數十年后，也許在他的孫子輩，看到秦州城內外，泉多水多，除公用的城南“官泉”、天水郡“瀛池”、東泉的“馬跑泉“、甘泉的”春曉泉“、”村廟泉“（西街），水質甘甜，可以釀酒外，家家院落都有自用的水井，水味甘冽，水面低淺。便突發其想，何不就地生產，就地銷售，減少投資，多獲利潤？經商多年，他們早就掌握了山西汾酒的釀造方法，并積攢了一定資金，于清乾隆年間，看好大城東倉巷（今共和巷）口院內有一眼水井，水源旺盛。便購置下相連幾個院落，挖窖建廠，取字號為“元興恒”，開始按山西汾酒的配方就地釀造白酒。因井內水味甘甜，清冽，釀成的灑味及佳，回味悠長，人們譽稱“天龍泉”。漸漸，這家釀酒作坊便成為泰州人人皆知，享有盛譽的“東門燒鍋”。后有詩贊：“太白龍泉終年甜，天泉陳釀幾百年。贏得太白天龍泉，釀成玉液醉八仙。”

“東門燒鍋”因采用山西杏花村汾酒釀制工藝，酒質與山西汾酒相似，州人便將這種自制白酒也稱為“汾酒”。此后，習慣性地將所有白酒一律稱之為“汾酒”。又因釀酒時，將原料紅高粱放在大鐵鍋里燒煮，人們便把釀酒作坊稱作“燒鍋”，把賣灑店稱作“燒鍋店”。“東門燒鍋”因講求質量、信譽，經營有方，長盛不衰，在泰州一直傳了七代人，延續了200多年。

受其啟發，原只釀造黃酒的泰州，漸漸出現了一些燒酒作坊，并一律聘請山西人為技師，開始了白酒的釀造和買賣。燒鍋字號漸漸多了起來，先后開設的燒鍋有14家，以“裕涌祥“、”全盛昌“、”元興璽“、”永貞吉“、”翟記酒店“、‘和豐隆”等字號最富盛譽。

一家燒鍋分為廠子和前柜兩部分。廠子是專門燒酒的作坊，前柜是管理廠子和銷售酒的場所。前后需十多人經營操作。

前柜設大掌柜（一般為投資業主）、二掌柜（合資或聘用的經理）各1人，管賬先生和上街先生（負責采購原料、燃料等物資供銷）各1人，站柜的（售貨員）3—4人。大掌柜和二掌柜全面負責生產經營。上街先生主要是把握市場行情，以較低的價格購入較好的原料、燃料，以利降低生產成本。一般都挑選精明干練之人擔任。

廠子是專門釀酒的地方。有燒酒工6人，大師、二師（主管配曲、發酵、下曲）各1人，擋銑（酒沙）1人，打雜（磨沙、曲粉）3人。雇用的燒酒工人，多為掌握釀酒技術的秦嶺關子店竹林村人，該村人有釀酒傳統，但無本錢，只得進城打工。這些釀酒工多由大師帶進作坊，相互關系密切，不是兄弟，便是親房。進店后，要和掌柜的簽訂合同，合同期為一年。但因一年釀酒有時間限制，從當年農歷8月至第二年5月為釀酒季節，氣溫高時就歇窖。一到歇窖，技工就回村務農，等8月15開窖前再來。

酒旗是酒的標幟。一般燒鍋店門前都掛有酒旗，招徠顧客。一時間秦州城內，從西關到東關，那些綴布竿頭，懸于門首的一面面三角形，釀有穗子的各色綢緞“酒望子”（酒旗）在城中飄揚了起來。“閃閃酒簾招醉客”，使買酒顧客一望而知；店內的鋪柜上，擺滿了貼有“汾酒”商標的灑壇；運原料的一長隊牲口馱著糧食口袋從作坊大門源源涌進；販酒的成隊騾馬，馱著竹條編制的酒簍，酒簍外面貼著棱形“秦州汾酒”大紅商標，穿街而過；打酒者提著瓶罐進進出出；嗜酒者在柜臺邊咂嘴漬舌，品味著酒的醇香……于是，在太平盛世的乾隆年間，秦州釀酒業與藥材鋪、綢緞鋪、南貨鋪相應成趣，加上來往駝隊、馬幫、車輛、人流，繁華似錦，盛極一時。

至民國32年（1943年），轄區共有酒類批發商32戶，零售商246戶。所產白酒，主要供應當地，少部分批發給“腳戶”（趕牲口販運貨物的生意人）和“車戶”（趕大車販運貨物的生意人），銷往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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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廉泉的經營之道

“全盛昌”燒鍋店，是由天水富戶周有三投資，丁廉泉任領本掌柜的一家久盛不衰的大字號。因之，從業40余年的丁掌柜成為民國時期泰州城有名的酒行管理人員。

丁掌柜是平南鄉丁家川人，16歲時（同治11年），因生計維艱，一直務農的父母便托親尋友，通過表叔傅掌柜介紹他進城到西關“永順和”燒鍋店學生意，渴望創出個好的前程。進店后先當學徒，每天干一些打掃店鋪、擔水劈柴、燒火做飯、抱孩子、倒尿盆、上街買菜等伺候掌柜的雜活。有了閑空還要習字、打算盤。由于他勤奮好學，聰慧過人，三年出師后，已識字不少，能打會算，掌柜的見他機靈，便將他升為站柜的（售貨員）。其實三年來在店里進進出出，他早就熟悉了如何迎來送往，禮貌待客。他聰明伶俐，眼疾手快，顧客一進門，便笑臉相迎，遞煙敬茶，使客戶高興而來，滿意而歸。過了幾年，又升為先生，穿上了長衫，協助管理賬務。漸漸董得了記出入賬和成本核算。到年底外出收回賒銷的欠賬，又讓他在經營管理上開闊了眼界。后來又當上了上街先生。主要任務是采購釀酒原料高粱等和燃料木炭、柴火。他知道，在這個崗位上腦子更要靈活，要當好上街先生，必須把握好市場行情，以低價購進釀酒原料和燃料，才能使燒鍋降低成本，為贏利打下基礎。他總是忙忙碌碌，每天得跑三個集市：西關的斗行，雙橋（解放路幼兒園處）南鄉人的木炭，城壕（北關）柴集（爺坑以西）。了解掌握市場行情，討價還價，瞅準市場最低價時大量購進原料和燃料，很受東家賞識。之后又當上看曲先生，管理曲房。管理好曲房是燒鍋的一項關鍵性技術，他更加勤奮謹慎。一頭鉆到曲房和酒窖，跟上看曲先生和技工學習踩曲，立沙、破沙三道白酒釀造的工藝流程，邊看邊聽大師講解。

原來“踩曲”是將禾田（青稞、豌豆、扁豆合成）磨成粗疹子、拌水，放在曲模子里踩成方片，再放進曲房密封發酵，下邊用柴燒，使曲子發熱。然后每隔三天翻一次。等一個多月，曲子熟了，再磨成粉狀，摻到玉米疹子里下窖。他知道了，成熟的酒曲，曲體膨松，顏色發白，上邊毛茸茸的，便是好曲。好曲產酒量高，酒味醇香。踩好曲是釀酒的關鍵技術，決定著灑的質量好壞。

“立沙”是將高粱磨成糝子，放在酒甑中蒸煮，待涼后摻入酒曲，放入酒窖中發酵，20多天后產生酒精。

“破沙”是將發酵成熟的酒沙子從窖中取出，放入酒甑（甑桶直徑3尺）內蒸餾成白酒。第一次破沙酒質量最好，喝起來香甜可口。燒過酒的酒沙子再摻入一些新高粱糝子，蒸煮后加上酒曲，再送入窖中發酵，仍可出酒。如此3、4遍后，就變成酒粕（酒糟，）還可作飼料出售。因破沙次數不同，酒的價格也不同。

一家燒鍋，每月釀酒二十幾天，如釀二十多窖酒沙子，可出酒五、六千斤，年產量最高達四、五萬斤。釀酒的好壞全靠看曲先生。看曲先生的技術好，一年酒的產量就高，質量也好。如果看曲先生的技術不行，不僅出酒少，而且酒的質量也差。

當丁廉泉明白了這些道道之后，便虛心向大師學習，使自己很快掌握了看曲的技術和操作工藝，一躍成為燒鍋店的骨干力量。丁廉泉雖然勤奮好學，但還是得兢兢業業，歷經磨練，從16至45歲，干了三十多年，當他全面掌握了銷售、管賬、采購和一整套釀酒技術后，才當上了二掌柜的。

當上大、二掌柜的，就可以參加分紅。其它員工，只領工錢。學徒，到年底給兩三塊大洋；站柜的一月二至三塊大洋；先生（記賬、上街、看曲）一月十塊大洋，按生意好壞，有增有減，所有員工一律管吃管住。

當上掌柜的的丁廉泉不僅能養家糊口，且手頭漸漸有了積蓄。為東家管理燒鍋已經是得心應手，游刃有余。于是，就產生了新的想法，想試著創一片自己的天地。正巧，民國元年，秦州富戶周有山看好酒業能賺錢，遂投資3000現洋，在西關三星巷口新建了一所字號為“全盛昌”的燒鍋房，聘請經驗豐富的丁廉泉為領本大掌柜（經理），經營管理燒鍋。丁便毅然辭去“永順和”的二掌柜職務，來“全盛昌”任職，新建的燒鍋規模較大，占了三星巷以東一大片院落。有22口窖，每一窖體深4米，寬2米，長3米多。一次裝糧食6擔多，約300斤，前柜有五間鋪面。這為他施展本領創造了良好的機遇。

丁廉泉深知，釀酒行業是“水里撈金”的買賣，要以質量求效益才是燒鍋的生存發展之道。而有了好的酒曲，才能釀出高質量的好酒；燒出高質量的酒，就為經營的成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他緊緊抓住看曲、燒酒兩項關鍵技術，經常察看酒窖，了解釀制情況，與技工切磋技藝，提出合理化建議，不斷提高釀造質量。

除了掌握踩曲、燒酒兩項關鍵性生產技術外，還得有一套健全的經營管理之道才能賺錢。他精心挑選聘用二掌柜、先生、大師等要職人員，組成了一套業務能力強，有實干精神的管理班子。同時還建立了一整套嚴格的規章、獎罰、提升制度和號規，號風。常對員工進行職業道德教育和生產經營技能培訓，傳授做生意的經驗，教大家怎樣管理曲房和釀酒廠子、怎樣趕集，如何接待買主等。要求先生及站柜的要尊敬顧客，講究禮貌。顧客進店，站柜的要起立，笑臉相迎，遞煙敬茶。如發現頂撞顧客或與顧客爭吵，不論有理無理都要受到掌柜的訓斥。經常檢查站柜的勤惰和學徒的學習情況，獎勤罰懶。根據能力大小，工作表現進行升降，或加薪或處罰。前柜人員按能力和資歷逐年向上提升。這樣充分調了動員工的積極性，使前柜工作整齊、嚴慬、有條不紊。

他的經營靈活多變，不斷在“囤遲賣快”上動腦子，下功夫。當釀酒原料、燃料市場價格下降時，以低價買進，大量囤積；當灑的銷路好，價格上漲時，及時將灑賣出。如銷量不行，決不輕易出手。

在買賣上始終堅持生意人的信條，講究職業道德。做到信譽第一，多言不二價，童叟無欺。欠賬賒銷，先把酒賣出，到年底才派人去收賬。

不斷提高服務質量，增加服務項目。為遠道而來的顧客，免費提供食宿、歇牲口和寄放物品的場所，讓顧客真正有“賓至如家”的感覺。并為顧客傳遞信件，代寫書信，代為匯款。特別是給交通不便，無郵政設施的南路各鄉村戶轉遞匯款、信件（由前來買酒的客戶稍去）。為了確保能送到收信人手中，必打問確實才讓轉交。待客戶返回來時，要以收信人蓋章為憑。

后院五間儲酒庫房，每間放七八個大木柜（木柜里面用紙糊了，再糊上豬血和石灰，才能儲酒）。一只柜有半間房子大，高3米。酒香常常從老酒柜中飄出。每當聞到這股香味，丁廉泉心中便充滿創業者的欣慰。

由于經營有方，有一班合理的管理人員，又有一套良好的號規、號風，酒的質量好，近40年來，“全盛昌”的生意如它的字號一樣，一直昌盛發達，久盛不衰。所產酒，在當地基本銷完，偶爾有臨洮腳戶來馱酒銷往蘭州。至民國36年（1947年）丁廉泉去逝前，移交侄子經營至1952年，并入國營天水酒廠。

酒仙會與精神享樂

秦州城內大同路的“山西會館”，始建于清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是山西同鄉的聯誼組織。它的日常活動主要是接待過往客商，進行商貿交流，組織同鄉聚會，交流商業情報，遇有節慶喜典，相約共同祝賀；安排公益事項，幫人濟困解危；執行地方法規，議定完成措施；抵制非法攤派，維護商人利益；調解業內糾紛，處理相關事宜。

山西會館與陜西會館相連，建在低于街面1米多的坑內，一進兩院。院落雖小，也是磚雕門樓。有戲樓、前殿、后殿、廂房數間。財神殿為正殿。商人們一般都供奉財神，據說財神有文武五神。山西商人供奉的是郭子義。希翼受其保佑，年年商運亨通，財源茂盛。每年5月，州城十幾家釀酒行業的東家、掌柜的們，都在此聚會。叫做給酒仙爺過會。

酒仙即杜康。據《說文解字•巾部》記載：“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秫酒。少康，杜康也。”傳說杜康生于周朝，是個牧羊人。有一天他把小米粥裝進竹筒，作為干糧，帶著去牧羊，離開時忘記帶走。過了半月，又趕著羊群放牧，在這棵樹下找到了遺失的竹筒。打開一看，竹筒里的小米粥已經發酵，改變了原有的味道，不僅米粒膨脹，還散發出一股濃烈醇香的氣味。他嘗了嘗，感到又甜又辣又爽口提神。便提回去讓村人品嘗。村里人喝了，都夸獎這東西好喝，為與粥有所區別，就起名為酒。一傳十，十傳百，這無意中的發明，使杜康一下子出了名。于是，他不再牧羊，改行釀酒，辦起了“杜康酒店”。后來，釀酒行業的同仁們便尊稱杜康為酒仙，并在商會會館設立牌位，進行祭祀活動。

秦州人過的酒會，還另有一層意思，為紀念從山西過來的釀酒技師。在財神爺郭子義的塑像前面，立有“造酒先翁之位”的牌位。待過酒仙會這天，不僅全行會的人要參加，還邀請甘肅省商會和山西省商會的代表參加，舉行敬香火、念祭文、獻茶獻飯的隆重祭奠儀式，祈禱來年酒業興旺。祭奠活動結束后，辦十全席設宴慶賀，還請戲班子唱戲，熱熱鬧鬧過個“酒仙會”。后來竟形成了酒業同行一年一度固定的節慶之日。

酒是我國人民喜愛的飲料之一，在人們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每逢佳節、親朋聚會、宴饗賓客、喜慶豐收、婚喪嫁娶都少不了酒。上古時，酒主要用來祭祖敬神，其次才是飲用。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酒的釀造逐步擴大，飲酒風氣在全國逐漸盛行。飲酒不僅是人們的物質生活需求，也成為一種精神享樂。特別是文人學士多愛飲酒。古代文人雅士在飲酒時，很講究飲人、飲地、飲候、飲趣、飲禁、飲闌。風度高雅，性情豪爽，直率的知己故友相聚一起，在花下、竹林、高閣、畫航、幽館曲石、平疇、荷亭間；于春郊、清秋、新綠、雨霽、積雪、新月、晚涼之時，那是何等的精神享樂！再行起酒令，一唱一合，渲染氣氛，增添雅興，真就樂而忘返了。尤為東晉時，騷人墨客把春秋戰國以來在河邊舉行巫術儀式的“修褉”活動與踏青游春結合起來，形成臨水飲酒的風俗。宴飲時，讓酒杯順著曲折的水面漂浮，漂到誰面前誰就拿起來一飲而盡，名曰“曲水流觴”。“一觴一詠”又是一種怎樣的浪漫情懷！

泰州人以酒為樂的浪漫雖缺少了南方文人“曲水流觴”的雅興，但詩社的以飲酒輸贏吟詩、對聯；酒樓、打平伙（郊游）；居家年節宴會上的行酒令、唱《數螃蟹》、《十杯酒倒捲簾》、《十個麻雀》、《五更鼓》、《一個朶老漢》、《數麻雀》等流行酒歌，卻一直是秦州老百姓盛行的飲酒娛樂活動。當飲到酣暢時，人們滿臉通紅，敞開喉嚨一唱一合：“一定要高升呀哈，雙眼掛花翎呀哈；三星拱照四季鬧五更呀，六位子要高升呀哈；七巧八馬九功名，十拳上倒賣兩家講輸贏；冷酒一口吞呀哈，吞得我兩眼紅呀哈；耳聽得樓上鼓打一更，咚、咚咚、咚咚咚……”滿桌人的心境，便如飛天般飄向了九霄云外。

艱難的生存

燒鍋的發展和消存，并不都如酒歌所唱的那樣風平浪靜，年年贏利，步步高升。釀酒行業受市場需求規律的制約，競爭也很激烈。

加上每年地方軍政向商會索要一定款項、糧草。街公所向各商號攤派的雜捐、伕役等多如牛毛的苛捐雜稅，逼得酒商不得不想方設法偷稅、漏稅，甚至抗稅，用以維持生計。

民國時期釀酒業也是專賣行業，天水縣設有煙酒專賣局，不經銷，只負責征收酒稅。零售稅一月一交，批發稅每賣一批酒上交一次，叫“買印照”，印照買來就貼在酒簍子上。開始按各家自報產銷量收稅，后發現各燒鍋有隱瞞少報現象，便改為按窖估產征稅，加重了酒商負擔。還有每半年繳納一次的按年贏利計征的商業所得稅。這樣，董得市場調解，經營有方，技師好，出酒率高，質量好，銷路廣，資金雄厚，有一定實力的燒鍋就生存下來。而不善經營，技術差，質量差，產量低，產品滯銷的燒鍋，完不了稅，傷了本錢，只得倒閉。

特別是民國時期，戰亂、天災迭起，農業不振，釀酒行業時興時衰。抗日期間，為保軍需民用，國民政府于民國30年9月8日，以行政院長蔣中正簽發密字令，禁止釀酒。后因影響稅收，未徹底執行。同年11月29日，行政院又以密甲字5027號蔣中正手令，通令各省嚴禁釀酒，以節省糧食，天水白酒生產一度停頓。

在市場競爭和苛捐雜稅兵役的勒索中，由于經營管理不善，燒鍋行業也是起起落落。每年有新開的燒鍋，也有倒閉的字號。如乾隆時開業的“永順隆”和棗園巷孟向成開的燒鍋（在北店子巷口）到民國后期就倒閉了。只有積累雄厚，經營有方的字號，才得以長存。

到民國38年（1949年）解放前夕，天水縣燒鍋僅有13家。其中獨資經營的4家：西關三星巷口周有山經營的“全盛昌”，有14窖，資金2800萬元，從業12人，年產3萬市斤，銷售2.4萬斤；楊和亭經營的“和豐隆”，有11窖，資金2800萬元，從業12人，年產3萬市斤，銷售2.4萬斤；新街（勞動路）的“永興源“，有14窖，資金2600萬元，從業11人，年產2.8萬市斤，銷售2.48萬斤；新街張仲武經營的“永順隆“，有13窖，資金2800萬元，從業12人，年產3.1萬市斤。合股經營的7家：大城東門樊成安經營的“元興恒“，有13窖，資金3000萬元，從業10人，年產2.4萬市斤，銷售2.12萬市斤；東關夏家巷口蒲洋人經營的“裕涌祥“（沿街有三間鋪面的前柜，一間大門，字號牌匾懸掛于二門頭，廠子、庫房占了半個巷道），有12窖，從業12人，資金3000萬元，年產3萬市斤，銷售2.4萬市斤；中城（人民路）金抗宗經營的“永貞吉“，有14窖，資金2800萬元，從業12人，年產3.1萬市斤，銷售2.4萬斤；人民路“裕順和“，有11窖，資金3000萬元，從業12人，年產3萬市斤，銷售2.4萬斤；中城巷李、丁合資經營的”裕豐恒“，有12窖，資金2700萬元，從業12人，年產3萬市斤，銷售2.4萬斤；甘泉楊和亭經營的”通源隆“，有10窖，資金2000萬元，年產1.9萬斤，從業7人，銷售1.5萬市斤；社棠的“元興涌“，有11窖，資金3000萬元，從業8人，年產1.9250萬斤，銷售1.5萬斤；還有東關張永祥、胡中林經營的“元興璽”、“信玉全”字號。

1952年10月1日，由“裕涌祥”等10戶燒鍋合并為“地方國營天水市酒廠”，廠址在“裕涌祥”作坊舊址（建設路76號）。

最有名的“東門燒鍋”傳至第七代樊成安之手，經營至1952年，因酒業為國家專賣，燒鍋坊被收歸公有，改為新建“天水市酒廠”二車間，專事制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