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快車謀殺案》在不同年代都有被改編電影，除了基本的人物線，有標志性胡子的波洛偵探，具體情節的調整都有社會現實指向。
在最新一版的影片中，導演將12位合謀殺人者每人刺一刀的情節以黑白紀實的畫面閃回呈現，影片最后部分也仿照了著名畫作《最后的晚餐》結構相似的畫面，對12位合謀殺人者進行“審判”。在案件告破后以濃墨重彩的方式討論：法律之外，道德是否具有審判的合法性？
風格
具有舞臺戲劇特色
盡管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東方快車”在過去的數十年里，不斷在銀幕上“發車”，但這場事先張揚的經典謀殺案擁有太過精彩的推理情節與戲劇張力，直至今日，在諸多新戲環繞之下，依然葆有新鮮的生命力。于是，2017年，這輛來自工業革命的列車拉著滿滿一車廂的“戲精”，再次拉響汽笛。
對許多人來說，1974年西德尼·呂美特執導，阿爾伯特·芬尼主演的那一列東方快車或許最接近心目中的經典。但至少在陣容上，最新版的影片毫不遜色。
導演兼主演肯尼思·布拉納畢業于英國皇家藝術戲劇學院、在2012年被英國女王封為爵士的英國導演，以極具戲劇舞臺風格的鏡頭設計，讓新版的東方快車在場景上也別具一格。在影片開篇介紹群像人物時，采用了大量觀眾視角的運動鏡頭，我們得以跟著主角的急促的步伐匆匆忙忙但不漏過任何一個細節地爬上了列車，被邀請進入這個謀殺解謎游戲。
正是在精致細膩、奢華驚艷的布景對比之下，透過水晶杯里晃動的威士忌，窺得人性的陰暗、情感與法理的張力之際，才更有酣暢淋漓的痛快。
落腳點
借“密室謀殺”探討法理和正義
《東方快車謀殺案》原著小說創作于一戰之后，當時百廢待興、經濟蕭條的英國社會中，公眾的愛國情緒進入低潮，社會矛盾不斷激化。所以，小說中種種罪惡的在當時極具現實指向。也正是在與現實對話中產生的思考與追問，讓這個精巧的“密室謀殺”偵探故事，最終落在了對法理和正義的探討上。背負著一尸兩命兇殺案的美國富商，在東方快車上被與受害者相關的12位“復仇者”以每人捅一刀的方式宣判死亡。這12個人是否應當得到審判？
在令許多阿婆粉難忘的1974版中，影片克制冷靜地一筆帶過了對于這個矛盾的處理，所以74版更偏向于一部精彩的偵探題材作品，影片的高潮顯然是案件真相大白的過程，以及案件破獲的過程中群像演員的精湛演技。但是在觀眾早已將故事結局爛熟于心的前提下，接下來的翻拍中，導演們不得不另辟蹊徑。最后，在真相昭然若揭之際，波洛偵探是否應當放過這群動用私刑審判兇手的殺人者、出于什么樣的理由進行寬恕，才是作為影片真正的高潮。
在最新一版的影片中，導演將12位合謀殺人者每人刺一刀的情節以黑白紀實的畫面閃回呈現，影片最后部分也仿照了著名畫作《最后的晚餐》結構相似的畫面對12位合謀殺人者進行“審判”，在案件告破之后以如此濃墨重彩的方式展開了討論：法律之外，道德是否具有審判的合法性？
這不僅是波洛需要回答的問題，不僅是阿婆在一戰后向讀者拋出的問題，同樣是許多人至今在思考和爭辯的話題。而這一問題的回答也恰恰和每一版翻拍作品所處時代環境息息相關。于是，我們再次看到了經典作品在時空轉換后，再次熠熠生輝的樣子。
可貴處
每一次改編都直指人性
或許，經典作品與當下速成IP的重要區別就在于，跨越時空的一再演繹之后,經典作品本身的文本意義并不消解，它一定是具有超越時代局限的延展性，能夠在每一個不同時空下再次產生意義和內涵。
就像今天戲劇舞臺上的經典劇目，原著也可能穿越百年歷史而來，但每個版本的舞臺呈現都可以截然不同，甚至讓劇中人物也穿越時空——比如林奕華版的《紅樓夢》、卷福版的《哈姆雷特》。所以，盡管每一次東方快車都從同一個地點出發，但它為了達到設定好的意義終點，每一個版本都有獨一無二的旅途。
“東方快車”上的12位復仇者，在法律的邊界之外以道德為準則以私刑追討正義。從理性層面來說，這或許并無多少合理性，但總有許多時刻，我們總希望在“東方快車”上，借波洛偵探的身份完成救贖和復仇，改寫法律所不曾懲治的人性之惡。
這正是文學和電影賦予我們最溫暖的力量。顯然，無論銀幕內外，理性都無法解決所有問題，法律之外，每個凡身肉胎更在意對人性的追問。所以，無論東方列車出發多少次，我們總是愿意買票上車。
□喻小舟（影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