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推】面向價值的寫作

原標題：【重推】面向價值的寫作

汪政 曉華

回到傳統，就是回到中國古典，回到鄉村。在郭文斌的價值譜系里，中國的農業文明和鄉土文化依然是重中之重。鄉村作為一種社會形態，它的延續或成長的因素是復雜的，有橫向的水平影響，更有垂直的線性伸展。因此，對鄉村的傳統價值觀，郭文斌并不是靜態地展示，而是動態地揭示其功能。書寫傳統與鄉村，節令與風俗成為郭文斌作品的敘述內容和敘事線索。汪曾祺說：“風俗，不論是自然形成的，還是包含一定的人為的成分(如自上而下的推行)，都反映了一個民族對生活的摯愛，對‘活著’所感到的歡悅。他們把生活中的詩情用一定的外部的形式固定下來，并且相互交流，融為一體。風俗中保留一個民族的常綠的童心，并對這種童心加以圣化。風俗使一個民族永不衰老。風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的組成部分。”風俗的這些內涵與功能在郭文斌小說中都得到了體現，由于風俗是建立在自然、生活、勞動與血緣的基礎之上，在規范與調節人與自然、人與人的關系上具有堅實而隱秘的作用，是道德、生活習慣等的集中體現，它實際上以生活的具體方式參與了鄉村價值體系和觀念形態的培育、塑造、修復甚至重建。這是鄉村地域文化中蘊藏著的教育資源和生活規范。所以，我們不難發現，郭文斌的這些作品都是童年視角，都有一個父母與孩子的對話或教誨結構，都有一個感悟的語義模式。孩子們從中汲取著鄉村社會世代相傳的生活方式、禁忌與文化理念。從本質上說，風俗就是一種儀式，是一種文化記憶，是我們集體記憶的重要途徑之一，相對于其他形式，儀式的記憶更加經典化。郭文斌筆下的這些日常生活中的儀規、禮俗與程序實際上都是一些特殊的文化文本，積淀了深厚的文化內涵，具有豐富的象征意義，雖然五里不同語，十里不同風，但在一定區域與社群范圍內，通行的禮俗作為一種特殊的行為通過外在的符號、工具、程序以及組織者的權威而具有強制性，會營造出特殊的氛圍，而使參與者在哀傷、敬畏、狂歡與審美的不同情境中獲得行為規范、道德訓誡與心靈凈化，從而上升為價值哲學。

毫無疑問，長篇小說《農歷》在這方面更集中，也更全面。作品中的人物用一年的時間為我們演示了中國農村原汁原味的日常生活，給現代化中的人們講述他們生命的節奏，生活的原則，感情的寄托，他們的價值和他們的根。

這部長篇從“元宵”開篇，到“上九”結煞，剛好一個輪回。中間既有我們非常熟悉的大年、中秋，也有我們非常陌生的龍節、中元，有的是農歷的節氣，有的是農歷的節日。農歷是中國古人發明的，它是根據太陽和月亮運行的規律總結推衍而來，因為太陽的運行產生了季節的變化，農事的安排必須適應這種變化，古人據此設置二十四節氣以指導農業生產。農歷文化實際上是一個非常豐富的話語系統，它不僅僅是一個時間表，而是包含著天文、地理、宗教、習俗、生產、生活等許多方面。在古代，二十四節氣對農業生產具有強制性指導意義，而每一次生產行為都包含祭祀、禁忌、慶祝、勸勉以及實際生產行為等許多程序和儀式，每一道程序又都包含著它的起源、沿革、傳統等文化增殖。對中國人來說，這是一筆豐厚而寶貴的文化遺產。郭文斌說得很明白，“十五個傳統節日，就是十五個不同的意象。它事實上是傳統留給后人的十五種精神營養。”

如果郭文斌關于價值的尋找或重建的書寫只到這里，那還是傳統的狹義的文學層面的，但是，他的腳步并沒有停下來，這就有了文化隨筆集《尋找安詳》《〈弟子規〉到底說什么》和散文集《守歲》《永遠的鄉愁》。這時，郭文斌的價值觀已經很明確了，就是“農歷精神”和“安詳”。農歷精神就是傳統的文化，而傳統文化按郭文斌的說法就是安詳的寶藏。“安詳是一種不需要條件作保障的快樂，這個條件，也包括時間。這種快樂是以一種綿延不絕的整體性為源泉的。因此，安詳提供給人們的是一種根本快樂，他區別于那種由對象物帶來的短暫快樂。具體來講，它是一種穩定的現場感，正是這種現場感，讓我們不念已往，不思將來，只是安處于當下”。郭文斌雖然將價值的源頭認定在傳統，實際上他對中外生活、道德、倫理與審美等價值還是作了比較和研究，上述對安詳的描寫就既有中國傳統哲學，也有古希臘的生活哲學和現代簡樸主義與生態思想。當然，我看重的并不是郭文斌有關安詳的倡導有多切實而重要，在這個問題上，我以為文學與社會的管理與建設是有區別的，與人文工作者的研究也是有區別的。文學可能免不了書生的坐而論道，但它可以理想，可以唯美，可以超越，甚至可以幻想、天真和不切實際，它的以虛務實，恰恰可以打開思路，提供愿景，營造氛圍。因此，我覺得有意義的是郭文斌對自身文學的超越，一種將自己和自己的工作介入當下的強烈的意識。這是難能可貴的需要復興的文學中的人文主義傳統。我們不能不看到，許多年來，一方面是文學自覺地向內轉，大踏步地從社會生活的現場撤退或者加入到欲望化的消費狂歡，一方面是社會的轉型將包括文學在內的人文主義思想行為邊緣化。而郭文斌對價值的宣示，特別是近期對安詳的書寫，尤其是通過對《弟子規》等傳統經典的解讀和倡導，極富個性地凸顯了一個作家的現實情懷，這是不是文學和作家在現實逼迫下的新的轉型？

郭文斌的探索還沒有停止，他對現實的解剖越來越深，問題意識也越來越自覺，對價值的理解也越來越明晰和具體。不過，這個領域顯然是沒有止境的，也不可能是封閉的，真的希望更多的作家進行這樣的探索，來尋找和傳播價值，這是文學面對人的困境時應有的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