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河北兩警察申請國家賠償：因辦案被“河北政法王”張越“隔空協調”）
2019年1月，河北省邯鄲市邯山區現任警察劉延波，依法向張家口市橋東區人民法院遞交了一份國家賠償申請。
5年前，他與同事孫盟盟偵辦了一宗詐騙案，嫌疑人最終被異地政法部門釋放，作為辦案人的他們，反而失去自由。
2014年起，張家口市橋東區人民法院三次判決他們犯濫用職權罪、挪用公款罪。不過，張家口市中級人民法院兩次裁定發回重審，并在2018年10月19日，作出二審判決：劉延波無罪，孫盟盟免于刑事處罰。
劉延波說，左右他倆所辦詐騙案走向，并調查他倆的幕后者，正是被媒體稱為河北“政法王”的河北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書記張越。
2013年中秋節前后，曾有中間人“提醒”劉延波：“他們找了張越，你們如果不放人，肯定要弄你們。”
500萬詐騙案
2011年9月3日，邯鄲縣公安局受理一起詐騙案。
報案人趙永平稱，自己被杜建國、孫學志二人共同詐騙約500余萬元。接辦這起案件的警察，正是時任邯鄲縣公安局刑警機動中隊中隊長劉延波和偵查員孫盟盟。
據邯鄲縣人民檢察院2013年6月30日出具的起訴書顯示，2008年6月，經人介紹，被告人杜建國、孫學志認識了邯鄲商人趙永平。二人向趙永平謊稱，孫學志曾是黑龍江省公安廳三處處長、國家安全部遠東情報站站長，為廳局級干部，能運作購買海南海鋼集團全部貧礦石項目。
而據劉延波此后調查，孫學志其實僅僅是黑龍江省一個療養院的保安。
起訴書稱，趙永平在二人誘騙下同意投資該項目，2008年7月，杜建國向趙永平索要購買項目的前期運作費，趙永平于當月向杜建國轉款150萬元。
兩個月后，杜、孫以某公司的名義，與北京某事業單位簽訂協議，約定由該單位負責與海鋼集團簽訂購買貧礦石項目。
事情隨后起了波瀾：按起訴書的說法，2009年1月，這家事業單位通知孫某某可與海鋼集團簽訂合同，但孫某某以不能與該集團簽訂全部貧礦石合同為由，拒絕出面。
此后，一部分貧礦石被另外3家公司“捷足先登”。也就是說，購買所有的貧礦石已不可能。
起訴書稱，趙姓商人沒有被如實告知以上情況，杜、孫則對其謊稱，如不繼續給資金，項目肯定跑不成，之前投入資金也收不回。
隨后，杜建國與孫學志陸續向趙姓商人索要了526萬元。然而，在新成立公司開始運作后，趙永平卻從別處獲知孫學志與杜建國運作該項目的實際支出僅為120萬元。
趙永平因此向邯鄲縣公安局報警。
2011年10月16日，邯鄲縣公安局決定立案偵查，并對杜建國、孫學志網上追逃。5天后，兩人歸案，10月28日，邯鄲縣公安局決定對二人指定居所監視居住。
2013年3月16日，邯鄲縣公安局對孫某某執行逮捕。起訴書顯示，孫學志在索要的526萬元中獲得了235萬元，自稱131萬元用于跑項目花費、104萬元占為己有。
起訴書認定，孫學志偽造身份、隱瞞事實真相，詐騙趙永平104萬元，涉嫌詐騙罪。此后，邯鄲縣人民法院開庭審理了孫學志案，并建議邯鄲縣檢察院將杜建國一同起訴。
政法委“通知”
劉延波說，詐騙金額500萬元的案件并不多見，他與孫盟盟當時正憧憬著立功受獎。
孫盟盟此前曾是一名法醫，由于受不了法醫工作的枯燥，他在3個月前申請轉崗當了刑警，這起詐騙案，是他參與的第一案。
就在兩人憧憬時，河北省委政法委2013年11月10日的一封協調、督辦通知，讓事情發生180度轉折。
這封發往邯鄲市委政法委、張家口市委政法委、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河北省人民檢察院、河北省公安廳的通知稱，經河北省公安廳指定，杜建國案由張家口市公安局宣化區分局管轄；經河北省法院、省檢察院指定，孫學志案由張家口宣化區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管轄。
通知中，要求前述單位要協調、督導有關政法部門于2013年11月12日前完成案件移交工作，并向省政法委及時報告工作進度。事實上，留給各方協調時間只有2天。
邯鄲縣公安局一位要求匿名的警察告訴封面新聞記者，2013年11月12日，張家口市宣化區公安分局、檢察院工作人員來到邯鄲，“當晚就給杜建國辦了取保候審手續”。
這名警察說，杜建國離開時，邯鄲縣公安局的案卷才剛剛移交，“一天之內，宣化公安肯定還沒來得及閱卷。”
按正常辦案流程，宣化警方要先調查犯罪嫌疑人構不構成犯罪，案件應經過刑警隊、公安局法制部門、局長辦公會。“怎么局領導還在張家口，過來的人就在邯鄲讓犯罪嫌疑人自由離開了？”這位警察對此深表懷疑。
僅僅一天之后，孫學志也被取保候審。該決定和批準單位為“宣化區檢察院”，批準時間是2013年11月13日，承辦人為該院兩名公訴科檢察官。同一天，邯鄲縣公安局出具《釋放通知書》。
案件移交到宣化區之后，孫學志、杜建國先后徹底告別了司法訴訟程序。
2014年4月15日，宣化區人民檢察院對孫學志案做出不起訴決定，認為邯鄲縣公安局認定的犯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
同樣，杜建國案也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為由，于當年5月5日，被宣化分局決定撤案。
事后，有知情人告訴劉延波，這次略顯匆忙的案件移交，靠的是時任河北省委政法委書記、公安廳黨委書記張越的協調。而將案件移交張家口市政法系統處理，同樣與張越有關。“之前就有人找過我，也找過我們領導，要求我們放人，說是張越的指示，但我們沒敢放，畢竟案件全部查清了，放了以后，怕被追責。”
據公開資料顯示，張越，是一名政法系統的60后官員，1961年6月生，山東廣饒人。從1979年到2003年，近20余年時間里，他一直任職于北京公安系統。歷任北京市公安局宣武分局民警、公安局一處處長、公安局副局長等。
2003年，張越調入公安部。4年后，即2007年，張越前往河北任職。在擔任河北省委政法委書記、公安廳黨委書記期間，張越被媒體稱為“河北政法王”。
2016年4月16日，中紀委網站宣布，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張越涉嫌嚴重違紀，正接受組織調查。2018年7月12日，張越一審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
河北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書記張越受賄案一審宣判 新華社發
辦案民警被刑拘
在孫學志和杜建國詐騙案撤銷后，令劉延波沒想到的是，他和孫盟盟卻被立案偵查。調查這兩名刑警的，正是接手“孫杜詐騙案”的張家口政法系統。
2013年12月5日和6日，張家口市橋東區檢察院先后對劉延波、孫盟盟指定居所監視居住。2014年3月27日，該院向橋東區法院指控稱，劉延波涉嫌濫用職權罪，孫盟盟涉嫌濫用職權罪、挪用公款罪。
劉延波說，被張家口市橋東區檢察院帶走時，先被帶到邢臺關押3天。“當時問訊的，是張家口市檢察院檢察官。他們很明確的說，這是張越交辦的案子，你必須如實交代。”
劉延波稱，辦案人員當時要求他交代“誰讓造的假案，怎么編造假案陷害孫學志和杜建國”，對方告訴劉延波，“說了就讓你回去。不說，就給你上手段。”
劉延波說，在他與孫盟盟被橋東區檢察院傳喚到案后，在張家口的問訊室中，他被日夜坐在鐵椅子上，不準休息。在張家口市銀隆賓館，倆人遭完全限制人身自由。接受訊問時，出入要被佩戴械具。“從進入訊問室到離開，經常長達二三十個小時，疲勞戰術的同時，還遭到逼供誘供。有時不問口供，無緣無故在鐵椅子上坐一夜。之后近半個月時間，監視居住地點設在檢察院辦公樓內。”
不僅當事人，倆人所在單位的同事，甚至領導，也作為證人被檢察院帶走詢問。
這樣的刑拘，前后持續了56天，劉延波說，除了挨打，他基本什么苦頭都吃了，“全部都是精神折磨。”
兩次發還重審
2014年3月27日，張家口市檢查院向橋東區法院指控稱，劉延波涉嫌濫用職權罪，孫盟盟涉嫌濫用職權罪、挪用公款罪。
二人被指控濫用職權罪的原因之一，系檢方認定邯鄲警方對孫某某、杜某某案無管轄權，且在偵查期間未按照《河北省公安廳關于正確使用執法辦案系統的要求》將案件網上流轉。
劉延波說，當初他們之所以被認為沒有管轄權，是因為趙永平在給杜建國、孫學志轉賬的時候，一共分了3次，“第一次150萬，第二次100萬，第三次250萬，其中第一次的150萬，他們認為不是在邯鄲打的，所以我們沒有管轄權。”劉延波表示，而另外的350萬，趙永平是通過位于邯鄲縣境內的銀行轉的賬，“所以他才到邯鄲縣公安局報了案。”
2014年9月，張家口市橋東區法院一審判決劉延波犯濫用職權罪、孫盟盟犯挪用公款罪，分別判刑3年零6個月、6年。
當年12月，張家口市中院在第一次二審中撤銷一審判決，裁定發回重審，理由是“原審法院審判程序違法”。
2015年9月，張家口市橋東區法院第二次一審判決劉延波犯濫用職權罪、孫盟盟犯挪用公款罪，分別判刑3年、5年。與上一次一審判決相比，此番罪名不變，但量刑減輕。
按照《河北省張家口市橋東區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2015）東刑初字第14號》判決書的說法，劉延波被認定的濫用職權罪，其實與趙永平和孫學志所簽訂的一份協議有關。
判決書稱，在孫學志被監視居住期間，劉延波曾多次對其暗示、威脅，并帶著趙永平與其簽訂了一份協議，協議約定孫學志償還公司1700萬元、將18%股份無償轉讓給趙永平等事項。
判決稱，2012年1月19日，劉延波、孫盟盟等人帶孫學志和趙永平前往海南，凍結了孫學志的490萬元定期存單，孫學志當場將104萬元匯入孫盟盟的個人賬戶，396萬元則匯給了趙姓商人。兩個月后，孫學志與趙永平辦理了股權轉讓手續。
在判決書中，396萬元與18%的股權，成為劉延波濫用職權給孫學志造成的損失。孫、趙的協議，也被指系孫在公安人員在場、受脅迫的情況下為換取人身自由而簽訂的。
然而，2016年2月，張家口市中院二審認定，“劉延波是否給孫學志造成396萬元以及18%股權損失方面”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再次裁定撤銷判決、發回重審。
關于上述396萬元與104萬元兩筆金額的說法，其實早在第一次一審判決時，就曾有提到，不過，在第一次一審判決中，橋東區法院認為這500萬并非屬于給孫學志造成的損失。
《河北省張家口市橋東區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2014）東刑初字第39號》顯示，橋東區法院曾認為，“本案于2013年11月29日立案，因為2013年8月15日海南省高院的生效判決已經認定《協議書》中已退還的500萬不予撤銷，故不應計算在損失之內。”
對于這種情況，劉延波表示自己并不理解，“為什么同一個法院，對于同一筆錢的認定，會出現如此大的矛盾？”
遲來的晉銜
2016年4月，中紀委宣布，時任河北省政法委書記張越“涉嫌嚴重違紀，接受組織調查”。僅僅兩個月后，劉延波與孫盟盟被允許取保候審。這時，他們已失去自由兩年零五個月。
劉延波說，自從得知張越被調查，他就知道自己翻案有望，然而，讓他沒想到的是，翻案的到來有些遲。
2016年12月5日，張家口市橋東區人民法院作出第三次一審判決認定，劉延波濫用職權罪成立，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孫盟盟挪用公款罪成立，判處有期徒刑兩年零六個月。
對于這樣的判罰，劉延波當然不會接受，再次上訴。
2018年10月19日，張家口市中級人民法院沒有再發還重審，而是直接作出二審判決，認定劉延波無罪，孫盟盟免予刑事處罰。
2019年1月，劉延波向張家口市橋東區人民法院遞交了國家賠償的申請，但劉延波也同樣表示，無論多少賠償，其實都很難補回他的損失，“前段時間，單位通知，讓我去參加學習，準備晉銜二級警督，其實早在2015年，我就應該晉銜了，但因為這個案子，沒能完成。如果當時能晉銜，現在我就該再晉一級警督了。”劉延波說，四年時間，一輩子都補不回來。
是否有些后悔辦理這起案件，劉延波自己也說不清楚，“當事人來報案，我們接案就一定要辦理，不辦就是不作為，當時要求放人，如果我真的聽話，給放了，我可能當時沒事，但是現在張越倒臺了，那我肯定跑不掉，所以，談不上后悔不后悔。”劉延波說，其實他應該慶幸，最終自己能夠無罪。
劉延波說，此前在看守所，是他人生最黑暗的一段日子，“我在里面不敢告訴別人我是警察，不然肯定要挨揍。”
目前，劉延波、孫盟盟的案件已經宣布結束，但關于這起詐騙案的說法，卻一直沒有定論，作為當事人，趙永平一直在討要說法。趙永平告訴封面新聞記者：“當時在邯鄲縣，已開庭審理，就差宣判了，結果被指定到張家口，就變成了不了了之，那么這兩家檢察院的做法，總有一家是錯的，無論是哪一家，都應該給我一個說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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