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玉璞：名噪中唐的天水才女上官婉兒

 (圖片由撰稿人劉玉璞提供) 

上官婉兒：名噪中唐的天水才女

撰稿：劉玉璞

2013年9月，陜西咸陽出土了上官婉兒墓志一合，墓蓋題“大唐故昭容上官氏銘”。

2013年9月，陜西咸陽發(fā)現(xiàn)一座帶有5個天井的唐代墓葬，根據(jù)墓蓋上篆書“大唐故昭容上官氏銘”，確定該墓墓主為上官婉兒，葬于唐景云元年(710年)8月。發(fā)現(xiàn)歷史名人的古墓本不足奇，可值得注意的是，該墓志銘中關(guān)于主人的籍貫、生平與評價，與正史和長久以來有關(guān)學(xué)術(shù)界形成的固定看法多有不同，這不能不引起業(yè)內(nèi)人士的研討興趣。

名門之后“兩朝專美”

史載，上官婉兒，復(fù)姓上官，小字婉兒，又稱上官昭容，陜州陜縣(今屬河南三門峽)人，唐代女官、詩人、皇妃。因祖父上官儀獲罪被殺后隨母鄭氏配入內(nèi)庭為婢。十四歲時因聰慧善文為武則天重用，掌管宮中多年，有“巾幗宰相”之名。唐中宗時，封為昭容，從此以皇妃的身份掌管內(nèi)廷與外朝的政令文告。710年，在臨淄王李隆基發(fā)動的唐隆政變中，與韋后同時被殺。

咸陽出土的上官婉兒墓志73厘米見方，志文楷書，縱32行，橫33行，有空格，計982字，記載上官昭容世系、生平、享年、葬地等信息。墓志對其籍貫是這樣記述的：“……婕妤，姓上官，隴西上人也。”上，即今甘肅省天水市，公元前688年秦武公取其地，置縣，后改為上縣；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置三十六郡時，上是隴西郡中一縣；漢武帝時，置天水郡，上是其中一縣；漢唐之間為秦隴地區(qū)交通中心和軍事重鎮(zhèn)，晉以后常為秦州治所。

古時候高等級官員或名人的墓志銘大都是當(dāng)代的一些鴻學(xué)大儒根據(jù)官方檔案來寫的，是我們現(xiàn)在研究歷史的重要依據(jù)。當(dāng)時人記當(dāng)時事，檔案資料齊全，年代幾無差別，且沒有篡改籍貫的必要。由此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上官婉兒的祖籍應(yīng)以墓志銘為準，她是甘肅天水人！

上官婉兒的祖先原本是一個大家族，有著比較顯赫的家世。墓志銘記載：“其先高陽氏之后，子為楚上官大夫，因生得姓之相繼，女為漢昭帝皇后，富貴勛庸之不絕。”在漢代正是由于其家族的龐大而遷徙到隴西上，即現(xiàn)在的甘肅天水。如上官桀即上人。這在《新唐書·宰相世系三下》中有較為確切的記載：上官氏出自羋牲。楚王子蘭為上官大夫，以族為氏。漢徙大姓以實關(guān)中，上官氏徙隴西上。唐朝時，上官氏族又再南遷至河南陜州，即現(xiàn)在的河南陜縣。唐末，因五代十國戰(zhàn)亂，上官氏族又南遷至福建之邵武并及光澤、長汀等地，因此，唐以后的上官氏名人中以福建人居多數(shù)。

在上官婉兒的祖先中，有幾代為官的歷史。她的曾祖父是上官弘，《新唐書》記載：“弘，隋比部郎中、江都總監(jiān)。”上官婉兒的祖父上官儀是這個家族中唯一一位官至宰相的人。上官儀不僅官居高位，而且工于五言詩，好以綺錯婉媚為本。也正因為他的貴顯，當(dāng)時多有效其體者，時人謂為“上官體”。這也為今后婉兒自小學(xué)習(xí)家傳詩風(fēng)奠定了基礎(chǔ)。

從墓志銘可以看出，上官儀死后追贈為秦州都督。上官婉兒的父親上官庭芝，死后追贈黃門侍郎、歧州刺史、天水郡公。“秦州”“天水郡”為同一個地方名，即甘肅天水。那么，父子兩人死后為何同時會追贈同一個地方的官名？這大概是因為古人追求“衣錦還鄉(xiāng)”“葉落歸根”，其身后之事，尤其是關(guān)于生平的記載，無論如何是要與祖籍掛鉤的。因此，這也進一步佐證：上官儀、上官庭芝的祖籍在甘肅天水，上官婉兒亦然。

“巾幗宰相”才華過人

景元三年十一月對上官婉兒的詔命中說：“……柔嘉順則，內(nèi)守恬淡，外防奢侈……珠璣不珍，堆籍為寶。”一個賢淑溫順、與書為伴的才女形象躍然紙上！她以一介女流，影響一代文風(fēng)，成為中宗文壇的標(biāo)志者和引領(lǐng)者，對于當(dāng)時文壇的繁榮和詩歌藝術(shù)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時詔命說：“前昭容上官氏，相門積善，儒宗雅訓(xùn)，文學(xué)冠時。”后人亦有評價：“當(dāng)時屬詞大抵浮靡，然皆有可觀，昭容力也。”“上官體之精微處由掌中宗一朝文衡的婉兒而得到積極發(fā)展。沈宋之屬后來居上，經(jīng)張說、張九齡而影響于王灣、盧象以至王維一脈，更下開大歷詩風(fēng)。這一系直到晚唐都是唐詩發(fā)展史上的雅體。”這些評價深刻闡發(fā)了上官婉兒在文學(xué)史上的地位和歷史定位。對于上官婉兒為何在當(dāng)世的評價遠高于后代史書的評價，這種差異可能在于后代史官對女性參與政事的抨擊，具有很大程度的偏見所致。

唐高宗總章、咸亨年間(668—673年) ，婉兒5歲至10歲。其母鄭氏教她讀書識字，學(xué)習(xí)詩文。鄭氏出身名門，詩書傳家，是太常少卿休遠之姊。《舊唐書·上官昭容傳》說婉兒“及長，有文詞，明習(xí)吏事”。《新唐書·上官昭容傳》說她：“天性韶警，善文章。”

高宗儀鳳二年(677年)，14歲的婉兒己經(jīng)顯露出較高的文學(xué)才華，開始受到武則天的重視。《新唐書·上官昭容傳》云：“(婉兒)年十四，武后召見，有所制作，若素構(gòu)。”張說《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云：(婉兒)“明敘挺生，才華絕代，敏識聰聽，探微鏡里，開卷海納，宛若前聞，搖筆云飛，咸同宿構(gòu)。”

《龍城錄》下《異人錄》載：“高皇帝御群臣，賦《宴賞雙頭牡丹》詩，惟上官婉兒一聯(lián)為絕麗，所謂‘勢如連璧友，心若臭蘭人’者……而稱量天下，何足道哉！”這個時候的婉兒在20歲左右，詩文已經(jīng)達到了非常高的水平，實不愧為女才子之稱也。尤其是中宗復(fù)位以后，每次賜宴賦詩，皆以婉兒為詞宗，品第群臣所賦。

我們還可以從另一個事件中來認識婉兒的才華對其自身命運的影響。《舊唐書·上官昭容傳》云：“則天時，婉兒忤旨當(dāng)誅，則天惜其才不殺，但鯨其面而己。”由此可見，婉兒犯的是死罪，但因為其才華受到武則天的賞識而得以保全性命，后更成為武則天的得力助手。

武周久視元年(700年)開始，婉兒協(xié)助朝廷大力開展文化建設(shè)。中宗景龍二年(708年)，由婉兒倡議，擴大修文館，增學(xué)士員。修文館是當(dāng)時的文學(xué)機構(gòu)，其前身是弘文館，也叫崇文館，屬于門下省，初設(shè)于高祖武德年間，但一直沒有定員，活動也不多，至中宗則大盛。由于婉兒的主張，置修文館大學(xué)士四員，學(xué)士十二員，選公卿以下善為文者李嶠等為之。

玄宗開元元年(713年)，婉兒逝后三年，李隆基派人收集婉兒的詩文，撰成文集二十卷，令張說為之序。序中說明了為其結(jié)集的原因：“鎮(zhèn)國太平公主，道高弟妹，才重天人，昔嘗共游東壁，同宴北渚，倏來忽往，物在人亡。憫雕蔽之殘言，悲素扇之空曲，上聞天子，求椒掖之故事，有命使臣，敘蘭臺之新集。”

皇權(quán)爭斗政變殞命

上官婉兒生活在一個政治風(fēng)云變幻莫測、波譎云詭的時代，她一生跌宕起伏，與武后、中宗相始終。她不僅有文詞，而且明習(xí)吏事，逐漸獲得了武則天的信任，得以參與奏章的批復(fù)和政令的擬定，成為武周王朝的政治核心。《景龍文館記》記載：自通天后，建(逮)景龍前，恒掌宸翰。其軍國謀猷，殺生大柄，多其決。中宗李顯復(fù)位之后，亟須借重上官婉兒的政治才干，又令專掌制命，深被信任，尋拜為昭容。昭容為九嬪之一，當(dāng)時在后宮地位僅在皇后之下，上官婉兒從此以皇妃的身份掌管內(nèi)廷與外朝的政令文告，其政治地位又非武則天時代所能比擬。張說《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云“昭容兩朝專美，一日萬機，顧問不遺，應(yīng)接如響……文章之道不殊，輔佐之功則異，嘉猷令范，代罕得聞，庶姬后學(xué)，鳴呼何仰”。“兩朝專美”一詞形容上官婉兒在武后和中宗朝的顯赫地位，實不為過。

在正史的影響下，上官婉兒的形象很長時間局限于淫亂才女上。過去由于相關(guān)史料缺乏，一般都已正史而論。墓志對婉兒做了積極正面的評價，文學(xué)色彩濃重，溢美之詞較多，持肯定態(tài)度。“神龍元年冊為昭容，以韋氏舞弄國權(quán)，搖動皇極，賊臣遞構(gòu)，欲立愛女為儲，愛女潛謀，欲以賊臣為黨。昭容泣血極諫，扣心竭誠，乞降綸言”。從中我們似乎很清晰地看到那場政變的血雨腥風(fēng)，而婉兒在這場政變中扮演的角色是“泣血極諫”，并不是韋氏欲篡皇權(quán)的幫兇！

上官婉兒親近武氏、韋后，這讓她的表弟王昱十分擔(dān)憂，他向婉兒母親鄭氏進言，這樣下去必將給上官家?guī)頌?zāi)禍。起初婉兒并不在意，但在李重俊兵變未遂后，她開始加強同太平公主等李唐宗室的關(guān)系。由于上官婉兒深得中宗、韋后信任，她專秉內(nèi)政，祖父上官儀一案也被平反，同父上官庭芝一并追贈；母親鄭氏則被封為沛國夫人。

雖然上官婉兒憑借她的聰明才智，周旋在武、韋、李等各大政治勢力之間，并借此掌握國家大權(quán)，但她畢竟只是一個小小的昭容，沒有自己的勢力，朝堂上的風(fēng)起云涌也讓她疲于應(yīng)付。710年5月，中宗突然死亡，這讓上官婉兒感到了危機。韋后意欲獨掌大權(quán)，讓婉兒起草一份遺詔，第一，讓十六歲的李重茂接班當(dāng)皇帝；第二，讓韋皇后輔政，就像當(dāng)年的武則天一樣，裁決軍國大事。但由于李重俊的政變給了她足夠的警示，婉兒“泣血極諫，扣心竭誠，乞降綸言”，又聯(lián)絡(luò)了太平公主。此時的太平公主在朝堂中已是舉足輕重，她也樂意與婉兒合作，于是二人連夜起草好了一份遺詔。遺詔重點內(nèi)容一共三條。第一條：立溫王重茂為皇太子；第二條：韋皇后知政事；第三條：相王李旦參謀政事。然而韋后并不滿意，她準備效仿武則天當(dāng)皇帝，將臺閣政職、內(nèi)外兵馬大權(quán)以及中央禁軍等全部安排了自己的黨羽和族人，這無疑令李唐皇室感受了巨大的危機，太平公主與臨淄王李隆基決定先下手為強。7月21日，李隆基引兵殺入內(nèi)宮，聲稱“韋氏毒死先帝，謀危社稷，今夕當(dāng)共誅諸韋”，大部羽林軍臨陣倒戈，韋氏一黨來不及反應(yīng)，盡數(shù)被殺，史稱“唐隆政變”。而與韋后關(guān)系過密的上官婉兒也在誅殺之列，婉兒執(zhí)燭率宮人迎接，并把她與太平公主所擬遺詔拿給劉幽求觀看，以證明自己是和李唐宗室站在一起的，劉幽求拿著遺詔求李隆基開恩，但李隆基深知其左右搖擺，此時若放過，定后悔無及，遂斬于旗下。

墓志銘載：“昭容覺事不行，計無所出，上之，請伏而理，言且莫從；中之，請辭位而退，制未之許；次之，請落發(fā)而出，卒為挫；下之，請飲鴆而死，幾至顛墜。”在未得到寬赦的情況下，“亡身于倉卒之際，時春秋四十七。”婉兒死后，“太平公主哀傷，賻贈絹五百匹，遣使吊祭，詞旨綢繆”。

上官婉兒的死固然是由于其在政治上的搖擺不定，然而政治是殘酷的，處于封建社會的宮廷斗爭更加殘酷。她周旋于幾派宮廷勢力之間，也是迫不得已的選擇。人生匆匆一世短，過后始知如云煙。誰又能一眼看透幾十年后的事呢？李隆基斬婉兒，固疑其志，但作為皇權(quán)斗爭的鐵腕人物，他為自己的今后道路掃平障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我們說，婉兒是皇權(quán)爭斗的犧牲品！后來唐睿宗下詔追復(fù)上官昭容的職位，贈謚號為惠文。《唐會要》卷八十云：“景云二年七月追謚。……以其有功，故此追贈。”從這一點也說明，婉兒的死，是宮廷斗爭的需要，但她死后被平反，留下的更多是歷史的無奈。

（此文曾刊登于2014年7月8日甘肅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