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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伍倫2019春拍丨周紹良先生藏經五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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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宮博物院前院長鄭欣淼在《周紹良蓄墨小言》再版序言中,全面且準確地概括了周紹良先生的成就,他總結道:“周紹良先生是學術大家,也是收藏大家,而且是善于把收藏與研究結合起來的成果卓著的大家。周先生的學術研究,徜徉于中國古典文學、佛學、古文獻學、紅學、敦煌學等諸多領域且頗有造詣。他勤于著述,出版專著二十多部,發表學術論文數百篇,其學術思想和研究方法獨樹一幟,影響甚大。先生亦以收藏聞名于世,他有著獨特的收藏視角,多著眼于藏品的歷史文化內涵,而未走一半正宗正統的‘古物’、‘古董’收藏的路子。周先生搜求的許多藏品,當時似乎并不怎么名貴,但到今天,亦為難得的珍品,使人不能不佩服其目光的敏銳。在學術研究上,周先生繼承和發展了乾嘉學派的研究方法,注重考據,這就使他把收藏與做學問結合了起來,做到寓學于藏。豐富的收藏品往往成為他學術研究的對象,因了研究的深入又致力于進一步的收藏,學與藏相互促進,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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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仲春,伍倫拍賣有幸征集到周紹良先生舊藏的三種敦煌唐人寫經——盛唐寫《金剛經》、吐蕃統治時期《瑜伽師地論開釋分門記》和邵章剪裱《法華經》扇面,兩種明刊寶卷——《無量佛功德卷》和《武當山玄天上帝垂訓文》。五件精品均是首現拍場的響當當的“生貨”。

    7-8世紀敦煌唐人寫《金剛般若波羅蜜經》,27.6×360.3厘米(點擊查看圖片)

    著名敦煌學者方廣锠先生的研究證實了我們的感受。周紹良先生舊藏7-8世紀敦煌唐人寫《金剛經》是現存3600多號敦煌遺書《金剛經》中唯一的漢藏注音本。

    金剛經卷首(點擊查看圖片)

    金剛經卷尾(點擊查看圖片)

    此經首脫尾全,現存9紙,181行,計360.3厘米,高27.6厘米,周紹良先生的摯友兼同門啟功先生題端。方廣锠先生撰《周紹良先生藏<金剛經>跋》云:“周紹良先生所藏此卷在行間對一些漢文詞語注有藏文。藏文的書寫規則應為從左到右橫向書寫。但因古代漢文為從上到下豎向書寫,故本號行間加注的藏文也一律豎向書寫。筆者寡聞,在3600多號敦煌遺書《金剛經》中,此種在漢文經文旁加注藏文本,唯此一見。……我們知道,吐蕃統治時期,敦煌著名僧人法成曾從事藏漢佛典的互譯。英國圖書館至今保存有當年他翻譯圓暉著《楞伽阿跋多羅寶經疏》所用的漢文底本,不少文字旁注藏文,以為翻譯時參考。那么,本號《金剛經》上標注的藏文,是否也是法成或其他哪一位計劃將《金剛經》由漢譯藏前所注?還是某位藏族僧人閱讀漢文《金剛經》時所注,以供本人參考?凡此種種,頗有興味,值得深入研究。”

    周紹良先生與啟功先生觀展(點擊查看圖片)

    猶為引人注意的是,此卷不同于熟稔華麗的職業經生寫經,它使用更為精細的松煙墨書寫,墨法出神入化,濃淡交替自然,層次分明,行筆迅捷有鋒芒,如劍戟森然,攝人心魄,尤其是墨淡處別有一番風味。可謂“真、精、罕、趣”。

    9世紀下半葉敦煌寫經《瑜伽師地論開釋分門記》正面,30×275.9厘米(點擊查看圖片)

    9世紀下半葉敦煌寫經《瑜伽師地論開釋分門記》背面,30×275.9厘米(點擊查看圖片)

    寫于9世紀下半葉的《瑜伽師地論開釋分門記》,是吐蕃統治時期著名僧人法成的弟子所作的講義筆記,正反兩面書寫。存10紙,長275.9厘米,高30厘米。正面抄寫147行,背面抄寫94行,共計241行。正面第八紙抄寫《八轉聲頌》一篇,首尾具全,首題下署“國大德三藏法師法成譯”。《八轉聲頌》是古印度聲明學的重要著作,僅有法國國家圖書館及中國北京大學藏有敦煌遺書抄本,此為世間第三個抄本。亦可謂“真、精、罕、趣”。

    《瑜伽師地論開釋分門記》背面卷首(點擊查看圖片)

    參考:大英圖書館藏S.2552《瑜伽師地論開釋分門記》卷尾大字

    方廣锠先生在《周紹良先生藏<瑜伽師地論開釋分門記>跋》中認為:“本遺書背面有用“楞嚴彎”勾畫的科分,這在敦煌遺書中亦甚為罕見。本遺書的價值還不僅僅在此。……比如:本遺書有各種硃筆圈點,可供我們研究古人如何用圈點標示文獻結構。本遺書有大量硃筆、墨筆的修訂、行間加字、行間加行,硃筆、墨筆的涂抹,還有倒乙、校改等種種書寫符號,不但讓我們了解一篇寫本文獻的形成過程,而且可以由此窺見當年寺院的教學過程。本遺書所抄的《八轉聲頌》屬于加文,這種情況在敦煌遺書中非常罕見,可謂特例,故更加值得注意。”

    《瑜伽師地論開釋分門記》局部(點擊查看圖片)

    邵章剪裱敦煌唐人寫經《法華經·序品》扇面,18×51厘米(點擊查看圖片)

    邵章剪裱《法華經》扇面則“趣”字當頭,堪稱教科書級的雅士玩好。邵章(1872-1953)是我國近現代藏書家、版本目錄學家、書法家。此一百二十字取自《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是文殊菩薩的偈言。佛一夜涅槃,舍利供于塔,佛法永流傳,信眾如恒河沙數,日益精進,以求無上道。邵章以敦煌唐經殘紙一段,妙裁為扇,又取經文中所謂“薪盡火滅”,無上清涼之意,是為文士之思。此段寫經書法行筆迅疾,如風雨颯颯有聲,而收放、張弛有度,盛唐有余。紙色柔和,砑光細膩,雍容而不張揚。邵章匠心獨具,蠹齋慧眼識珠,實為書房銘心絕品。更可謂“真、精、罕、趣”。

    周紹良先生與趙樸初先生(點擊查看圖片)

    著名學者王佩諍(1888—1969)先生的《續補藏書紀事詩》中有一首《周紹良》: “深閨文筆六百卷,榴花入夢鼓子詞。 小說珍本復孤本,牛腰巨梃篋藏之。” 此詩也適用于其周紹良先生的寶卷收藏。

    寶卷一直未被藏書家所重視,明清藏書家均不收藏寶卷。國內對寶卷的收藏始于二三十年代,收藏家也僅限于鄭振鐸、馬隅卿、傅惜華、吳曉鈴、趙景深、胡士瑩等幾位學者。年輕的周先生慧眼識珠,注意到了寶卷的價值,共收藏有二十多部寶卷,雖然為數不是很多,但絕大多數皆為孤本或珍本,其中《銷釋金剛科儀》,明嘉靖七年(1528)二月刊本,是現在可以見到的“金剛科儀”最早的本子。

    周紹良先生曾為車錫倫先生之《中國寶卷總目》作序,文短而旨長。他總結“寶卷是中國民間文獻中尚未充分發掘整理的一宗遺產。國際學術界對這種文獻的注意仿乎達到很熱心的程度。過去學術界通用的相關目錄,接續有三種,它們是:傅惜華先生編纂的《寶卷總錄》(巴黎大學北京漢學研究所,1951年),胡士瑩先生編纂的《彈詞寶卷書目》(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李世瑜先生編纂的《寶卷綜錄》(上海中華書局,1961年)。……此書所錄,較傅、胡、李氏三目約多三倍。附錄文獻中著錄多種前人所編的寶卷書目,并有詳細的前言。”

    此次伍倫春拍征集到兩冊周紹良先生舊藏的寶卷孤本。其一為明藩府萬歷九年刻本《無量佛功德卷》,其一為萬歷四十八年刻本《武當山玄天上帝垂訓文》,周紹良先生曾親為做跋。

    《無量佛功德卷》版式精巧,書中多精美版畫,描摹群仙朝山圖、金殿祖師上帝像、凈樂王事跡等,惟妙惟肖,引人入勝。

    《無量佛功德卷》內頁,14×26厘米(點擊查看圖片)

    《無量佛功德卷》內頁,14×26厘米(點擊查看圖片)

    周紹良先生《新刊武當足本類編全相啟圣實錄書記》載于《文獻》雜志1985年7月刊。文中介紹了他所珍藏的萬歷四十八年刻本《武當山玄天上帝垂訓文》。他在文中寫道:“‘真武’道經……《武當山玄天上帝垂訓》,據文中云是‘大德五年(1305)十二月二十四日武當山靈觀庭化筆’,似指‘乩筆’之類文字而言,那么是元成宗(鐵穆耳)時代的產物了。全文為六字句,是一篇勸善文,近于《太上感應篇》之類文字。

    ……

    又一冊,明萬歷四十八年(1620)刊本,包背裝,竹紙印,僅六葉。書面題簽:‘《玄天上帝垂訓文》’,半葉九行,行十八字,方體宋字。開卷首題‘《武當山玄天上帝垂訓誡文》’,全文即梵夾本之《玄天上帝垂訓》,而于原書‘大德晚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武當山靈應觀庭化筆’句后加‘《玄天上帝垂訓文》’一標題,將全文分為兩節。事實似應以此本為正,蓋梵夾本漏之。書末題‘萬歷四十八年歲次庚申孟春信官朱朝臣、長男信官武舉朱應登誠心刊施。’

    明代武當山在道教中占重要地位,所以刊刻關于玄天上帝和武當山的書籍頗多,在當時社會上,崇祀真武之神與碧霞元君是很流行的。”

    《玄天上帝垂訓文》15.7×27厘米(點擊查看圖片)

    中國繁榮的藝術市場不斷吸引著全球各界精英,有識之士紛紛有志于建立高質量、有特點、成體系的傳世收藏。選擇什么檔次的藝術品首當其沖。首現必須是“真”,一切藝術品收藏都必須建立在收藏真品的基礎上。

    第二是要“精”。這個精不僅僅是精致、精美,以敦煌遺書而論,南北朝時代書寫的《佛名經》長卷與五代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雕印的菩薩像同樣珍貴,同樣具有時代的代表性,同樣是傲視收藏界群雄的頂級藝術品。

    “罕”當然是罕見,正如周紹良先生收藏的《金剛經》和《瑜伽師地論開釋分門記》,它們在學術史上閃爍的光輝甚至遠遠超越了其藝術價值,成為今后每一部敦煌學專著中不可跨越的篇章。

    “趣”最有趣,它既指向藝術品的趣味,也指向收藏家的趣味。總體而言,收藏家的趣味與藝術品的趣味是一致的,世界上幾乎沒有寡淡無味、品味索然的“收藏家”。

    作為敦煌學家的周紹良先生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1986年年會在甘肅酒泉召開,周紹良先生當選會長,主持會議閉幕式(點擊查看圖片)

    周紹良先生(1917-2005)是敦煌學家。他曾任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分會會長,《敦煌古文獻》常務編委。著有《敦煌變文匯錄》、《敦煌文學芻議》、《敦煌寫本<壇經>原本》、《敦煌文學概論》等專著。

    他的伯父周叔弢先生于1979年將其所藏敦煌寫經256卷捐予天津藝術博物館,成為該館頗負盛名的收藏。

    周先生對敦煌學的興趣從三十年代初便已開始。當時,與周家熟識的劉復(半農)先生正在出版《敦煌掇瑣》,周叔迦先生正在北京圖書館辨識《敦煌劫余錄》中不知名的經卷,與王重民先生等敦煌學者同事。兩代學者的交流促進了周紹良先生研究敦煌學的興趣,促使他著手收集、抄錄并研究一些敦煌卷子。

    《敦煌變文匯錄》是周紹良先生所編的世界上第一部變文類材料總集,末附《敦煌所出變文現存目錄》,實屬開山之作。《<長興四年中興殿應圣節講經文>校證》一文則是周紹良先生在校勘、注釋敦煌俗文學方面的代表性力作,顯示出雄深的學力。

    周紹良先生研究敦煌學,由于各方面的便利,得以占有第一手材料。《悉達太子修道因緣》和《補敦煌曲子詞》就是他提供的新材料。

    1987年6月,國際敦煌吐魯番學術會議召開,周紹良先生應邀參加,宣讀了《敦煌文學概論》一文。

    北京伍倫2019年春拍

    預展時間:7月12-13日

    拍賣時間:7月14日下午3時

    展拍地點:北京市東城區北京站街9號湖南大廈10層B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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