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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鋒:傳統風水文化的生成與演變

    傳統風水文化的生成與演變

    尹鋒

    人類是地球生命的最高形勢,居住環境在人類歷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人類的飲食起居無不與自然環境休戚相關,從人類誕生以來,首先要解決的是生存問題,《詩經·大雅·公劉》描繪周人先祖公劉遷至豳時的情景:“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廼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從詩中可知周人先祖在遷往新的居所時相土嘗水,觀其山川形勢,察其陰陽相背,選擇宜居的最佳環境,帶領兵士及族人耕耘良田,收獲果實,一派安居樂業的田園盛世風情。《水經注·易水》有記載說:“一水經故安城西側,城南注易水,夾塘崇峻,邃岸高深。左右百步,有二釣臺,參差交峙,迢遞相望,更為佳觀矣…”這是描述戰國時期燕宮的自然環境,從史料的記載可知古人對人與自然相融的理想居住環境的追求,并證實了在戰國時期的風水理論已日趨成熟,且在日常生活中廣為應用。

    風水學又稱為“堪輿”,許慎(字叔重,東漢著名經學家)在《淮南子·天文訓》一書中注:“堪,天道也;輿,地道也。”三國時魏人張晏言:“堪輿,天地總名。”由此可見堪輿泛指天地之道,歷史上堪輿主要指相宅、相墓之法,在堪輿理論中,古人將相宅與占時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種較為完善的時空全息概念。晉代的郭璞在他所著的《葬書》中云:“葬者,乘生氣也。夫陰陽之氣,噫而為風,升而為云,降而為雨。行乎地中而為生氣,發而生乎萬物。人受體于父母,本骸得氣,遺體受蔭。蓋生者,氣之聚凝,結者成骨,死而獨留,故葬者,反氣內骨,以蔭所生之道也。經云:氣感而應,鬼福及人,是以銅山西崩,靈鐘東應,木華于春,粟芽于室,氣行于地中。其行也,因地之勢;其聚也,因勢之止。丘隴之骨,岡阜之支,氣之所隨。經曰:氣乘風則散,界水則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謂之風水。風水之法,得水為上,藏風次之。”又曰:“夫土者,氣之體,有土斯有氣。氣者水之母,有氣斯有水。”古人認為,生氣為長養萬物的天然之氣,《呂氏春秋·季春》云:“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可見生氣即為陽氣。清代風水大家范宜賓在為《葬書》作注時言:“無水則風到而氣散,有水則氣止而風無,故風水二字為地學之最,而其中以得水之地為上等,以藏風之地為次等。”由上文可見,先哲對風水的定義強調的是“氣”的行止與聚散,行止聚散之特點生動地表達了山川形勢與居住環境陰陽一體、矛盾統一、對立中和、動靜平衡的有機結合,先哲老子在《道德經》中云“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北宋理學大師張橫渠在《正蒙·太和》中言:“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形爾。”“氣”是風水學上的一個重要命題和概念,“氣”是宇宙萬物之源,風水學上的陰氣、陽氣、生氣、死氣、旺氣、衰氣、乘氣、脫氣、聚氣、散氣等等都與氣有關,再結合八卦五行的時空方位合理布局,則可起到乘生旺、避衰死的效果。故而《葬書》又云:“來積上聚,沖陽和陰,土厚水深,郁草茂林。”這就是說,山環水抱、藏風得氣的自然環境才能得其生旺,人居之則可趨吉避兇,永保吉祥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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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把居住環境做為頭等大事。先賢仰觀天象,俯察地理,隨著時間的發展,日積月累,選址經驗亦日趨成熟,從而形成了一門系統的理論體系,用以指導人們去選擇陰陽宅的位置及坐向,確定整體布局結構及建造時間,以祈求吉祥平安。風水術又稱“青烏術”或“青鳥術”,《抱樸子·極言》云:“相地理則書青烏之說。”又據《青烏先生葬經·序》載:“先生漢時人,精地理、陰陽之術,而史失其名。晉郭氏《葬書》引‘經曰’為證者,即此是也。先生之言簡而嚴約,而當誠后世陰陽之祖書也。”后世從事風水行業者又稱之為陰陽先生,正源于此。《青烏先生葬經》一書中言及風水時說:“內氣萌生,外氣成形,內外相乘,風水自成。”又解釋道:“內氣萌生,言穴暖而生萬物也;外氣成形,言山川融結而成像也。生氣萌于內,形象成于外,實相乘也。”由此可見,風水理論以“氣”作為依據,通過山水形勢的行止聚散狀態,來定位自然環境的優劣,用于選擇人類棲息之地或安葬之所。

    古代傳說中,有“禹始肇風水地理,公劉相陰陽,周公置二十四局,漢王況制五宅姓,管輅制格盤擇葬地”的說法。說明了風水學是兩千多年來人們對生活實踐經驗的總結,也是炎黃子孫勞動智慧的結晶。潘谷西教授在《風水探源》一書的序言中指出:“風水的核心內容是人們對居住環境進行選擇和處理的一種學問,其范圍包含住宅、宮室、寺觀、陵墓、村落、城市諸方面。其中涉及陵墓的稱陰宅,涉及住宅方面的稱為陽宅。”《黃帝宅經·總論》說:“凡之陽宅,即有陽氣抱陰;陰宅,即有陰氣抱陽。陰陽之宅者,即龍也。”《黃帝宅經·序》中又明言:“夫宅者,乃是陰陽之樞紐,人倫之軌模,非夫博物明賢未能悟斯道也。就此五種,其最要者,唯有宅法而真秘術。凡人所居,無不在宅,雖只大小不等,陰陽有殊,縱然客居一室之中,亦有善惡。大者大訓,小者小論,犯者有災,鎮而禍止,猶藥病之效也。故宅者人之本。人以宅為家居,若安即家代昌吉,若不安即門族衰微。墳墓川岡,并同茲說。上之軍國,次及州郡縣邑,下之村坊署柵乃至山居,但人所處,皆其例焉。目見耳聞,古制非一。”《黃帝宅經》還總結了“以泉水為血脈, 以土地為皮肉, 以草木為毛發, 以舍屋為衣服, 以門戶為冠帶, 若得若斯, 是事嚴雅, 乃得上吉”的相地理論系統,。古人以“天人相應”之說為依據,認為居住環境也像人體一樣, 是個有機體, 各部分之間陰陽相互協調,才稱得上是理想的風水環境。這一觀點對后世風水學的研究發展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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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認為,陽宅風水的好壞,直接關系到一家人的興衰吉兇,由于風水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歷史上有關文獻對風水的記載可窺其一斑,據史料《晉書·淳于智列傳》中記載,上黨鮑瑗家因為“安宅失宜”而多喪禍貧苦,問卜于淳于智:“上黨鮑瑗家多喪病貧苦,或謂之曰:“淳于叔平神人也,君何不試就卜,知禍所在?”瑗性質直,不信卜筮,曰:“人生有命,豈卜筮所移!”會智來,應詹謂曰:“此君寒士,每多屯虞,君有通靈之思,可為一卦。”智乃為卦,卦成,謂瑗曰:“君安宅失宜,故令君困。君舍東北有大桑樹,君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持荊馬鞭者,便就買以懸此樹,三年當暴得財。”瑗承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三年,浚井,得錢數十萬,銅鐵器復二十余萬,于是致贍,疾者亦愈。其消災轉禍……。”從記述中可以看出,淳于智是用所得卦象預測出了鮑瑗家的喪禍貧困,是由住宅風水所致,并使用化解的方法,使鮑瑗脫貧致富,家道中興,家人病愈。實際上真正的風水布局是要進行實地考察的,且要根據山水形勢的結構辨其吉兇,講求一種人與自然的對應關系,同時依據系統的理論知識對整個周圍環境的山川、河流、砂石、土質、樹木、道路等進行合理利用,對建筑群體進行合理布局。

    風水中的陰宅是指亡人安居的地方,即為墳墓,《禮•雜記上》說:“大夫卜宅與葬日。”疏云:“宅為葬地。”《水滸傳》一百二十回就說:“我若死于此地,堪為陰宅。”由于葬地和住宅俱稱為宅,古人為了加以區別,就把葬地稱為陰宅。郭璞《葬經》中有“本骸得氣,遺體受蔭。”之說,所以在古人的心目里,陰宅風水的重要性非但絲毫不遜于陽宅,并且有過之而無不及之勢,古人認為,陰宅風水可以影響整個家族及后代人的旺衰與發展。據史書《三國志·魏書·管輅傳》中記載:“輅隨軍西行,過毋丘儉墓下,依樹哀吟,精神不爽。人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誄雖美,無后可守。玄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危已備,法當滅族。不過二載,其應至矣。’卒如其言。”朱雀、玄武、青龍、白虎源于古天文學之四象,又稱為四勢,應用在地理風水上體現了古人天地相應的自然哲學思想,郭璞在《葬書》中說:“《經》曰:地有四勢,氣從八方。故葬以左為青龍,右為白虎,前為朱雀,后為玄武。”理想的風水模式是青龍方明凈舒展、蜿蜒柔順,龍高抱虎,與白虎方左右環抱,拱護有情;白虎方要低緩,有俯首馴順之象,與青龍方遙相呼應;朱雀方宜朝拜有情,聳拔秀麗;玄武方宜垂頭俯首,氣送至穴。而毋丘儉之墓穴形勢為:“玄武藏頭”則后山無垂伏來脈之形,“蒼龍無足”則左方無拱護之情,“白虎銜尸”則主右方有昂頭怒視、客強主弱之嫌,“朱雀悲哭”則為前水湍激悲泣之狀,正因為如此,管輅在過毋丘儉墓下時才直斷“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誄雖美,無后可守。”之兇。

    又據宋代方勺《泊宅編》記載:“會稽山為東南巨鎮,周回六十里,北出數壟,葬者紛紛,得正壟者,趙、陸二祖墳而已。二墳同一山,下瞰鑒湖,湖外有山,橫抱如幾案,案外尖峰名梅李尖,地理家謂之“筆案”。陸氏葬后六十年,生孫佃,為尚書左丞。趙氏葬八十年生曾孫抃,為太子太師。自是陸公贈太保,趙公贈少保。”文末作者嘆羨:“二垅同一山,而有曾孫追賁于九泉,盛哉!”在《春渚紀聞》卷一《雜記》中記載有“定陵兆應”一則事:信州白云山人徐仁旺,曾經上表奏說,和丁晉公“議遷定陵事”。定陵是宋真宗趙恒永定陵的省稱,所在地在當今陜西省富平縣的龍泉山。爭議下來,徐仁旺“欲用牛頭山前地,晉公定用山后地”,意見統一不起來。為了據理力爭,徐仁旺一方面力訴后山之害,“坤水長流,災在丙午,丁風直射,禍當丁未年終,莫不州州起火,郡郡興盜。”另一方面甚至立下了自己先關進大理寺監獄,以待三年后的吉兇,錯則處罰的決心,然而最后朝廷還是沒能采納他的意見。當時,朝中一班人聽了徐仁旺慷慨激昂的陳詞,都不以為然,直到后來,“金人犯闕,果在丙午,而丁未以后,諸都焚如之禍,相仍不絕,幅員之內,半為盜區。”方才大家嘆服,可是卻已經來不及了。因為這牽扯到帝王之墓的風水,而帝王又是統治全國的天子。所以古人認為,如果帝王陵墓風水不好,非但朝廷覆亡,還會禍及全國。(據洪丕謨、姜玉珍著《中國古代風水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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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吉擇時也是風水學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古人將時間與空間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體現了先哲整體直觀把握客觀世界的思維特征。風水學中的擇日與天文歷算有極大的關系,古代先賢通過長期對日月星辰的觀察,逐步了解和掌握了地球、月亮和太陽的運行規律,根據四季變化及月亮圓缺變化的周期(即朔望月),計算出每月長度及回歸年長度,并根據氣候變化制定出相應的二十四節氣,這是中國歷法所特有的創造與發明。二十四節氣分別標志著太陽在一周年運動中的24個大體固定的位置,是對太陽周年運動位置的一種特殊的描述形式,它們又能較好地反映一年中寒暑、雨旱、日照長短等變化的規律。古人根據這些宇宙周期規律,再結合具體的自然環境,總結出了供人們使用的與風水環境融為一體的擇日學。

    注:本文選自作者尹鋒著《解析風水——傳統堪輿文化的理論與實踐》(上、中、下冊,中國國際廣播音像出版社,香港中國傳統文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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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和書齋主人

    尹鋒,號“易和齋主”,1964年生,祖籍甘肅山丹,家學淵源,習易三十余年,傳統文化的修習者與實踐者,師承著名學者、國學大家費秉勛先生及俞長江先生。現為:伏羲故里國學院院長,歐洲中國傳統文化科學院院士,陜西青年電影制片廠文化顧問,陜西省老子書道研究會副會長。出版專著《掌上奇門》《掌上乾坤一一解析奇門遁甲》《斗轉星移一一解開奇門遁甲之迷》《解析風水一一傳統堪輿文化的理論與實踐》(上、中、下)等,在學術會議、刊物及網絡上發表文章百余篇,著述二百余萬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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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編輯:紫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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