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化和時代的碰撞中創作——“Utopia Parkway”導演創作談

從文化和時代的碰撞中創作——“Utopia Parkway”導演創作談

“Utopia Parkway” 是費叢笑反復閱讀過三十幾個劇本后選定的。 吸引她的除了劇本的風格、主題，還因為她捕捉到了劇本最后一頁的小小批注：

Utopia Parkway is inspired by a Chinese story recorded in the History of Han,and in the Records of Spirits of the fourth century, dramatized by Kuan Hanch'ing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as Injustice to Tou-O.（本故事的靈感來自于《漢書》上記載的一個中國故事， 十三世紀的關漢卿將其改編為《竇娥冤》）

作為跨國發展的戲劇人，費叢笑致力于在舞臺上探索多元文化的交流和融合，這個劇本讓她看到了機會。

- 尋找視覺---當經典故事碰到當代紐約

‘Utopia Parkway’是美國著名劇作家Charles Mee 的創作，雖然受《竇娥冤》情節的啟發，但劇作家將故事背景設立在了當代的紐約皇后區，通過相似的故事情節反應了自己對當下存在的尖銳社會問題的反思。對費叢笑來說，劇本的挑戰和魅力源于同處：這不僅是一場東西方文化的碰撞，也是經典和當代的碰撞。

舞臺是什么樣的？ 服裝是什么樣的？ 音樂是什么風格的？ 如何講好一個受東方故事啟發而創作的西方當代劇本？為了找尋答案，2022年的冬天， 費叢笑自己來到了紐約皇后區，來到了劇作家筆下的“Utopia Parkway”。 

“雖然現在的網絡發達，但我始終相信身臨其境的感受，不是坐在電腦前看圖片可以比的。 ”                  ——費叢笑

坐著公交車把皇后區轉了個遍，她心里漸漸有了舞臺視覺形象的種子——深綠色的地鐵天橋、天橋上的涂鴉和橋下為生活而奔忙的人們... 對她來說，這幅畫面就是劇本中那些處在社會底層的角色們生活環境最生動的寫照。回到洛杉磯后她將自己的感受和舞美設計師交流后，決定把這一切以戲劇化的方式呈現在舞臺上。

- 尋找聽覺---從元雜劇到音樂劇

因為看到劇本中的一大部分臺詞旁標注了“唱”，費叢笑萌生了把這出戲排成音樂劇的想法。 “我有一種直覺，音樂在這出戲里將會是扣開東西方文化之間大門的敲門磚”。她邀請了自己長期合作的中國作曲家，聯合美國的音樂導演，三人跨著十五個小時的時差對音樂的風格、配器、節奏不斷探討。數不盡的線上會議，一次次的溝通修改，兩個月后最終在“Utopia Parkway”舞臺上響起的十三首原創音樂融合了爵士，搖滾，布魯斯，中國民樂，樂器兼收吉他，鍵盤、小提琴、鼓、巴松、二胡、木琴，甚至還有西藏的佛音碗。 演出結束后, 戲中的音樂元素獲得觀眾一致認可和劇作家本人的贊賞。 “我很欣慰這些認可來自于有著不同文化背景的觀眾，看到他們對于自己原本不熟悉的音樂風格表現出好奇而非不解，欣賞而非拒絕，讓我更相信藝術是打開文化溝通必不可少的一把鑰匙。”

- 壓榨演員的十八般武藝

不同于傳統音樂劇， “Utopia Parkway”的音樂并不是由樂隊在樂池演奏，而是由演員自己在臺上演奏。  最初提出這個想法時她也被自己的大膽嚇到了，畢竟排練時間已經非常有限。然而她堅持嘗試. “這不是為了看上去‘酷’，這出戲給我的感覺像一個巨大的動力機，十個演員是這個動力機的引擎，從大幕拉開到大幕合上，這個動力機沒有一刻停止運轉，因此引擎（演員們）也必須全程高速轉動， 完成舞臺上發生的一切：演、唱、跳、格斗、伴奏、換景。

她坦然過程是及其困難的，本來就緊張的排練時間要分成好幾份來練聲、練舞、練樂器、練舞臺格斗，“竅門是從不給演員們造成‘這件事情是困難的’這種心理暗示，因為只要有了這種想法，什么也做不成，我也從來不給自己這種心理暗示。很多事情現在回想起來哪有說說這么容易，比如要在美國找一個會拉二胡的演員可真是大海撈針，但想沒有用，去做就好了，我不斷告訴自己我只是在做創作該做的事，沒有什么困難容易之分。我很感謝我的團隊始終陪著我，過程中沒有人抱怨或退縮，我們只是在不斷提出想法，去試、失敗了就再想新方法、再試。”

每一個想法再最初提出時都似乎異想天看，然而兩個月后，演員們的十八般武藝全被壓榨了出來，舞臺上唱的是他們、跳的是他們、演的是他們、格斗的是他們、演奏音樂的還是他們。

- 尋找表現方法——從市場塑料筐到戲劇假定性

“Utopia Parkway” 的13場戲在近十個不同場景間來回轉換，從集市到法庭，從婚禮到葬禮，可費叢笑沒有要求制作任何景片，而是用了一批市場上隨處可見的塑料筐，像拼樂高玩具一樣通過的不同拼搭完成了搭建全劇所有場景的重任。 “這種塑料筐是我去紐約實地觀察時注意到的，街頭的商販們用它們搬運著自己兜售的各種商品，正巧劇本中的歌隊就是一批紐約街頭的小商販們，于是我就萌生了將這些塑料筐變成講故事工具的念頭，這既是受益于戲劇“假定性”的魅力，也是受中國戲曲虛擬性特點的啟發。”

“我不斷跟演員強調，無論演奏音樂還是換景，都是他們表演的一部分，而不是在代替演奏者或場工的工作。在這個過程中他們跳出角色，但沒跳出演員身份。于是觀眾在他們的影響下短暫從事件中抽離，卻沒從劇場中抽離。在這出戲里，我并不想制造幻覺，事件和觀眾之間應當有一定的陌生感，這也是為什么在戲中演員時而跳出角色，直接與觀眾對話或向觀眾發問，從而保持觀眾的思考力和批判性。這是受劇本中強烈的布萊希特陌生化風格所影響，也是受中國戲曲觀演關系的啟發。”

從事戲劇以來，費叢笑一直致力于探索多元文化在舞臺上的融合方式。“我有幸和美國的藝術家合作過，和歐洲的藝術家合作過，和墨西哥的藝術家合作過，和南美洲的藝術家合作過，俄羅斯，南非，印度... 與他們共事時，我不僅關注我們共事的項目本身，也在觀察他們的文化背景對他們的藝術創作風格的影響，思考不同的文化與藝術風格在舞臺上怎么能達到一種共生和融合。 我認為探索多元文化之間的交流方式，就是探索生長在不同文化下的觀眾之間的交流的方式， 也就是探索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之間的交流方式， 從而讓人與人之間更理解彼此，關注彼此，這不就是藝術要做的事嗎？ 彼得布魯克說過，“A stage space has two rules: (1) Anything can happen and (2) Something must happen.”對于什么“必須”發生的，我想每個戲劇藝術家都有他們自己的答案，對我來說，這是我當下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