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詩詞忌艱澀

千百年來，中華格律詩詞一直獨領風騷于中國文學的神圣殿堂，但自上世紀20年代末至今，其輝煌不再。究其原因在于：一是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使得中華格律詩詞一度走入了低谷；二是由于曾經一段時間受社會上“文風傾向”方面的制約，對古典文學文化遺產重視不夠；三是詩詞作品較之于其它文體在創作和理解上均有一定的難度，這便影響了中華格律詩詞在當今社會的良性傳承和繁榮發展。

最近幾年來，從國家領導人到中國文學界對中國古典文學尤其是中華格律詩詞有了新的認識，賦予了新的使命，倡導對中華格律詩詞的繁榮創作，傳承發展，讓其以獨特的文學形式為新時期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服務。這對中華格律詩詞這塊文學瑰寶而言，無疑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因此，熱愛中華格律詩詞的人們，應抓住這一契機，大力弘揚中華格律詩詞這一文苑“奇葩”，使其重新耀眼于中華大地，再登文學神圣殿堂，讓這棵“古木再著新華”。但需要提醒的是中華格律詩詞的創作必須做到與時俱進，聯系實際，廣接地氣，堅持“三貼近”的原則，力求通俗易懂、曉暢明白，切忌隱晦艱澀，“辭難事隱”的創作方法，使其徹底走出曾經一段時期以來所經歷的發展囧境。

在中華格律詩詞創作的通俗易懂方面，早在一千多年前我國唐代有位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白居易，他的做法，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學習范例。白居易的詩不僅能夠深刻反映人民疾苦，而且善于提煉民間俗語入詩，很受人民群眾的歡迎。據說其每作一首詩，都要讀給身邊的老嫗聽，并問曰：“解否？”如曰“解”，便錄之；如曰“不解”，則易之，再作推敲修改。同時，白居易還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主張，強調在中華格律詩詞創作中關注“時”、“事”的重要性，因之而寫出了大量貼近人民群眾生活，反映當時社會現狀，且老少皆能“解吟”的諸如《賣炭翁》、《新制布裘》等的好詩；就連《長恨歌》、《琵琶行》之類的“長篇大著”，也都婦孺皆知，耳熟能詳，千秋吟誦，廣為流傳。

難怪唐玄宗李忱在《吊白居易》的詩中會說：“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行。”一位封建帝王能對白居易的詩做出這樣高的評價，可見其詩在當時的影響程度之大。

今天，如何能讓更多的人接受中華格律詩詞，小可以為借鑒白居易的做法是很有必要的。這就是說要做到貼近群眾、貼近生活、貼近基層，寫出詞真意切、朗朗上口，書寫社會現實、反映群眾呼聲和符合廣大人民群眾口味的詩詞作品才行。

也就是說能用現代漢語詞匯寫明白的，盡量少用古語、典故以及古奧生僻的字（詞），切莫以“辭難事隱”的詩或用典多來顯示自己的才華。因為，如是這樣，本來今天喜歡讀中華格律詩詞的人就不多，你再搞些別人不認識、讀不懂的字、詞、典故去難為人家，誰還會有耐心去翻詞典或在網上去查找？這無形中便妨礙了讀者的閱讀興趣、讀詩愛好。因為，大家不認識你使用的字，不理解你使用的詞，讀不懂你寫的詩，還會對你的詩產生興趣嗎？你想賣弄自己“奇才”的目的，自然也就很難達到。與其這樣，倒不如寫得“通俗易懂”、朗朗上口，讓童子都能“解吟”多好。

鑒于此，今天的人欲寫中華古體詩，千萬不要像令我國文學巨匠魯迅先生“所不滿”的玉谿生那樣，過多使用典故，寫一些令人搜腸刮肚、冥思苦想而不得其解的詩。據說與白居易大體上同時代的“小李”（較李白大李而言）——李商隱（字義山，號玉谿生），寫詩喜用典故，“辭難事隱”（《唐才子傳》），如其《錦瑟》、《無題》等詩，所寫何意，寄寓何情，就連當時的詩界大家，往往不易讀懂，何況今之我輩乎！故而，文學巨匠魯迅先生在《給楊霽云的信》中說：“玉谿生清詞麗句，何敢比肩，而用典太多，則為我所不滿。”自古詩詞忌艱澀，由此可見不是沒有根據的。

復興中華格律詩詞的大好時期到來了，有志于中華格律詩詞創作的詩人們應擔負起時代賦予的重任，積極創作，大力作為，寫出無愧于時代的優秀作品，為中華格律詩詞的再度輝煌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