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常魁星、金梅）“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一場不期而遇的暴雪飄落京城，北京紅妝素裹分外妖嬈。在毛主席誕辰130周年紀念日來臨之際，2023年12月15日，紀念毛主席誕辰130周年系列活動第十八場——毛澤東黨建思想概述與反腐倡廉實踐論壇在北京王府井西側華龍街上的毛小青美食城舉行，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全國機關事務工作協會原副會長兼秘書長王元慎、周恩來總理侄女周秉宜、毛主席警衛馬全發、劉思齊女兒楊東梅、毛主席身邊工作人員、黨政機關退休干部、革命后代等參加活動。此次活動的主辦單位是中紅網-中國紅色文化旅游網、北京百年風云文化藝術中心，協辦單位是毛澤東思想旗幟網、烏有之鄉網、民族復興網、橘子洲頭網、紅旗網、主人公網、東博書院、中國行為法學會廉政法治研究院、《警察與法治》理事會、北京國典香竹書畫院，承辦單位是安徽聯函文化創新發展有限公司、中開嘉華實業投資有限公司。
在朱德六十歲生日時，毛主席親筆題詞寫下了“人民的光榮”五個大字。
朱德元帥給毛主席的題字
為了對本次紀念活動表示支持，朱德元帥孫女朱新華寄來爺爺當年給毛主席的題字：“澤東同志，今天是你的七十大壽，敬寫了十二首詩，祝你長壽。此致敬禮！朱德 1963年12月26日”；“七十年間路線正，領導四次大革命。七億人民歌解放，普天之下同歡慶。”毛主席侄女毛小青寄來題字：“毛澤東思想永放光芒！”張云逸大將孫子張曉建寄來題字：“紀念偉大領袖毛主席誕辰130周年：中國革命的偉大實踐證明，毛主席和那一代的共產黨人的豐功偉績永遠銘刻在人民心中，永遠懷念偉大領袖毛主席！”
參加活動的嘉賓有：周恩來總理侄女周秉宜，毛主席警衛、原中央警衛部隊一中隊指導員馬全發，毛主席長子毛岸英的妻子劉思齊的女兒楊東梅，毛主席衛士長李銀橋的親屬韓蘭格、李元龍，全國總工會書記處原書記李永海，《中華縱橫》雜志社副社長張少秋，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全國機關事務工作協會原副會長兼秘書長王元慎，中紅網總編輯、紀念毛主席誕辰130周年系列活動組委會名譽主任江山，紀念毛主席誕辰130周年系列活動組委會主任吳昌成，愛國工程研究院副院長陳玉海，中華傳統文化傳播者王青山，浙江省嘉興市越界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嘉興市文化產業協會文創組長陳旭剛，原北京雕刻廠著名雕刻家徐春河，安徽聯函文化創新發展有限公司總經理劉晗、主任朱紅玲，中開嘉華實業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牛慶春，中開嘉華公司高級顧問、中國建設傳媒網總編輯常魁星，安徽華佗研究院合肥分院院長王輝，北京大學書法教授胡斌，安徽靈璧縣優級馗酒業有限公司董事長馬芳、總經理李躍，北京通州書法家協會理事雷民全，北京天寶和聲文化藝術有限公司經理徐兆民，北京市原財政局副處長王槿，北京文源通匯圖書有限公司經理徐文，江西豐城劍光街道文明實踐員聶寒露，通州區老年協會秘書長、春曉心理社會工作事務所所長史英，北京體育健身指導師郝淑偉，盈科律師事務所喬衛紅，中國服裝貿易協會主任李玲睿，中國行為法學會廉政法治研究院秘書長、《警察與法治》理事會執行理事長、北京國典香竹書畫院院長王書波，北京長佑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國典香竹書畫院辦公室主任時子軒，書畫家王繼民、翟心、張慧斌、郝進鋒，以及馮盛紅、霍金梅、唐智慧等。
王元慎副會長作了題為“毛澤東黨建思想概述與反腐倡廉實踐”的主題演講，李永海、王青山、劉晗、牛慶春、陳旭剛、王繼民、張慧斌等在會上作了發言。
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全國機關事務工作協會原副會長兼秘書長王元慎演講的題目是《毛澤東黨建思想概述與反腐倡廉實踐》。他從八個方面對毛澤東思想與反腐倡廉實踐進行了闡述。
他說，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有“三大法寶”，即武裝斗爭、統一戰線和黨的建設。三大法寶的核心是黨的建設。中國人民之所以能夠戰勝強大的敵人，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贏得革命的勝利，基本地是依靠了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這兩個武器，“而黨的組織，則是掌握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這兩個武器以實行對敵沖鋒陷陣的英勇戰士。”因此，圍繞黨的政治路線，加強黨的建設，保證黨的先進性，發揮黨的先進作用，不斷增強黨的創造力、凝聚力和戰斗力，對于中國革命的勝利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黨的建設包括黨的思想建設、黨的政治建設、黨的作風建設、黨的組織建設、反腐倡廉建設、黨的制度建設、黨的紀律建設、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等。
毛澤東作為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軍隊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為中國人民“站起來”，團結全黨，作出了最為突出的貢獻。1945年黨的七大上毛澤東思想在被確定為黨的指導思想。在博大精深的毛澤東思想理論體系中，毛澤東的黨建思想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和理論精華。
毛澤東黨建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產物。中國近現代轟轟烈烈的革命斗爭是毛澤東黨建思想產生的濃厚社會基礎；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是毛澤東建黨思想最主要的理論來源；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則是毛澤東建黨思想深厚的民族根基。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30周年之際，學習、研究、歸納與闡述毛澤東黨建思想的主要內容及其精神實質，對加強黨的建設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黨的思想建設
“實事求是”是我黨的思想路線，也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實事求是”，既是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對中國革命經驗所作出的理論概括，也是他對中華優秀文化傳統的批判繼承。
王元慎向楊東梅贈送書法作品
1938年10月，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的政治報告中，第一次使用了“實事求是”這個概念，并向全黨提出了“使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具體化”的偉大任務。毛澤東指出：“共產黨應是實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遠見卓識的模范。因為只有實事求是，才能完成確定的任務；只有遠見卓識，才能不失前進的方向。”
1941年5月，毛澤東對“實事求是”作了科學的解釋。他說：“‘實是’，就是客觀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毛澤東將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運用于中國實際，并賦予本民族的特色，這是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生動體現。
1945年黨的七大上，以實事求是為核心的思想路線在全黨得到確立。我們黨依靠這條正確的思想路線，經過四年解放戰爭，終于奪取了全國勝利。
堅持實事求是，就是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來研究和解決問題，堅持理論聯系實際來制定和形成指導實踐發展的正確路線方針政策，堅持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
目前，中央黨校的牌匾就是實事求是。在延安革命紀念館，有四塊石板，石板上“實事求是”四個大字剛勁有力。這是毛澤東在1943年為新落成的延安中央黨校大禮堂親筆所題。
1980年2月，鄧小平在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講到黨的思想路線時說：“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就是我們黨的思想路線。”
毛澤東十分重視道德修養在黨的思想建設中的重要作用，賦予道德以新的內涵。社會主義新道德，是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是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以集體主義為原則，以“五愛”（即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為基本要求的。毛澤東提出加強黨員思想道德修養，是為適應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需要，適應為人民服務的需要。
毛澤東還確立了無產階級集體主義原則。他指出：“一個共產黨員，應該以革命利益為第一生命，以個人利益服從服從革命利益……關心黨和群眾比關心個人為重，關心他人比關心自己為重。這樣才算是一個共產黨員。”
毛澤東關于共產黨員以革命利益為第一生命、黨員個人利益服從革命利益的思想，是建立在人民群眾根本利益之上的，大大超越中國古代群體意識的思想境界。特別是毛澤東本人對這一思想躬行踐履，達到了理論與實踐的完美統一，這些都是先人所不及的。
二、黨的政治建設
黨的政治建設，包括黨的政治綱領、政治路線、政治紀律、政治規矩和政治策略的制定、堅持、落實和完善等。
保證全黨服從中央，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是黨的政治建設的首要任務。黨的六屆六中全會肯定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是加強黨內政治建設的顯著標志。黨的七大最終確立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形成成熟穩定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這是政治建設的最大成果。
延安時期黨的政治建設的鮮明特色是抓關鍵少數，管絕大多數。首先，黨創辦了30多所干部學校，形成了學校教育和在職干部教育整體推進的格局，培養了一批對黨忠誠，信仰堅定的干部隊伍。抓高級干部這個關鍵少數，從哲學上講就是牽住了“牛鼻子”，達到管絕大多數的目的。第二，在領導干部中大興密切聯系群眾之風。毛澤東強調：“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既是黨的根本宗旨，也是中國共產黨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的根本所在。在延安時期，領導干部關心群眾疾苦，解決他們的實際困難，形成了水乳交融的黨群、干群關系。第三，領袖以身作則，率先垂范。毛澤東每月僅有5元菜金，給客人管飯要從他的伙食標準中扣除，因此有“來賊不怕來客怕”的說法。著名愛國將領續范亭曾寫詩稱贊朱德：“時人未識將軍面，樸素渾如田舍翁。”
延安時期，黨的建設嚴字當頭。
一是堅持制度從嚴。針對張國燾的分裂主義、王明的宗派主義以及其他自由主義和分散主義，六屆六中全會決定撤銷長江局，另設中原局和南方局，把“四個服從”列為民主集中制的主要內容，強調在言論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原則。
二是堅持從嚴執行。1941年，出臺了邊區第一部憲法性文件：《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規定：“共產黨員有犯法者從重治罪。”黃克功因談戀愛未成功，殺害了女青年劉茜，被判死刑。黃克功案件在當時十分典型、影響很大。
黃克功（1911年—1937年10月12日），江西南康人，少年時代就參加了中國工農紅軍，經歷過井岡山斗爭和二萬五千里長征。一、二、四方面軍會師時已經是身經百戰的旅長。他在抗大學習后留校任職，擔任抗大第六隊隊長。1937年10月5日因逼婚未遂，在延安延河畔槍殺了陜北公學女學員劉茜。事件發生后，邊區群眾反應強烈，要求嚴懲。也有不少同志認為黃克功曾立過功，年紀還輕，應該給他一個戴罪立功的機會。鑒于案情重大，群眾看法又不一致，確有典型的法律教育意義，邊區政府及高等法院根據中央的指示，于10月11日在陜北公學大操場，召開了數千人的大會，進行公開審判。宣布開庭后，起訴人與證人先向大會陳述了黃克功事件的全部情節，隨后，各單位代表發表了對這一事件的分析要求以及結論性的群眾意見。
當法官讓他發表個人申訴時，他只坦白交代了他的犯罪經過，并作了扼要的檢討。他唯一的申訴就是一句話：“他破壞婚約是侮辱革命軍人。”審判長特意問他：“在哪些戰斗中受過傷、掛過彩？”人們從他敞開的襯衣里，看到他從臂部到腿部傷疤連著傷疤，猶如打結的老樹皮。他歷數了許多戰斗的地名。最后，他用真誠的目光望著審判長，請求讓他講述最后一個愿望：“死刑如果是必須執行的話，我希望我能死在與敵人作戰的戰場上，如果允許，給我一挺機槍，由執法隊督陣，我要死在同敵人的拼殺中。如果不合刑律，那就算了。”
槍決前，還宣讀了毛澤東寫給雷經天的信。雷經天是五四時期南寧學生運動的領袖，后任黃埔軍校政治部宣傳科科長，當時任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院長。毛澤東在信中肯定了黃克功過去的斗爭歷史是光榮的，“今天處以極刑，我及黨中央的同志都是為之惋惜的，但他犯下了不容赦免的大罪。……如為赦免，便無以教育黨，無以教育紅軍，無以教育革命者，并無以教育做一個普通的人。”
三是堅持監督從嚴。延安時期，我們找到了跳出歷史周期律的途徑，實踐了以人民為主的監督形式，形成由黨內監督、黨外監督、參議會監督和群眾監督等組成的監督體系。
關于如何跳出歷史的周期律，1945年，著名愛國民主人士黃炎培與毛澤東有一個著名的“窯洞對”。1941年，黃炎培與張瀾等人發起組織中國民主政治同盟，一度任主席。抗戰后期，國民黨統治區人民爭取民主的斗爭空前活躍。中共中央為爭取抗戰勝利和推進民主政治，將中國引向光明的前途，在同國民黨當局的談判中提出了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
1945年7月1日，黃炎培和褚輔成、冷遹 、左舜生、傅斯年、張伯鈞5位國民參議員從重慶飛抵延安與中共領導人共商國是，開展了5天考察活動。期間，毛澤東邀請黃炎培等人到家中作客，在窯洞長談了一個下午，探討了如何才能跳出“歷史周期律”的問題。從此，延安“窯洞對”廣為流傳。
談話中，毛澤東問黃炎培，在延安考察了幾天之后有什么感想？
黃炎培坦率地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史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并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于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干部人才漸見竭蹶，艱于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復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于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
毛澤東回答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毛澤東之所以胸有成竹，就是因為他很早就反復思考這個歷史現象。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心中，權力是人民給的。共產黨的責任，是向人民負責。當了人民的代表，必須代表得好。
黃炎培對毛澤東的回答表示認同：“這話是對的。只有大政方針決之于公眾，個人功業欲才不會發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來打破這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他還贊賞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品質，認為：“中共朋友最寶貴的精神，倒是不斷地要好，不斷地求進步，這種精神充分發揮出來，前途希望是無限的。”
2012年12月，習總書記走訪8個民主黨派中央和全國工商聯時提到，當年毛澤東和黃炎培在延安窯洞關于歷史周期律的一段對話，至今對中國共產黨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
三、黨的作風建設
黨的七大總結歷史經驗，把黨在長期奮斗中形成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概括為三大作風，即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作風，自我批評的作風。強調三大作風是共產黨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顯著標志，是使黨的路線、方針得以順利貫徹的根本保證。后來，我們黨將三大作風簡要地概括為：“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相結合。”
關于理論聯系實際。毛澤東對古老的知行命題進行了科學的揚棄。他認為知行的關系就是理論與實踐的關系。他指出：“我們的結論是主觀和客觀、理論與實踐、知和行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他還說：“中國共產黨人只有在他們善于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善于應用列寧、斯大林關于中國革命的學說，進一步從中國的歷史實際和革命實際的認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符合中國需要的理論性的創造，才叫做理論和實際相聯系。”
關于密切聯系群眾。毛澤東汲取了古代民本思想的精華，把傳統的“聽政于民”提煉為“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科學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他指出：“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如此循環往復，一次比一次的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
關于批評與自我批評。在毛澤東看來，“有無認真的自我批評，也是我們和其他政黨相互區別的顯著標志之一。”他從哲學的角度論證了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重要性。他說：“黨內不同思想的對立和斗爭是經常發生的，這是社會的階級矛盾和新舊事物矛盾在黨內的反映。黨內如果沒有矛盾和解決矛盾的思想斗爭，黨的生命也就停止了。”他提出：“共產黨內的矛盾，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去解決。”他還引用了中國古代的格言：“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為黨內批評創造和諧的氣氛和良好的環境，從而達到“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毛澤東還用“流水不腐，戶樞不蠹”的道理，說明共產黨人經常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保持思想純潔性的必要性。
有一段時間，黨的三大作風有點變味了，老百姓調侃為：“理論聯系實惠，密切聯系領導，自吹與互吹相結合。”這種有悖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有損黨的肌體和形象的風氣必須扭轉。
四、黨的組織建設
民主集中制是我黨的基本組織原則。毛澤東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要求黨員個人服從黨的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組織服從上級組織，全黨各個組織和全體黨員服從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努力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
毛澤東認為，“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在干部的使用上，他強調要實行“任人唯賢”，反對“任人唯親”，并賦予“賢”以新的時代內涵。共產黨人講的“賢”，已不是古人所指的忠孝和為統治階級服務的本領，而是以“堅決執行黨的路線，服從黨的紀律，密切聯系群眾，有獨立工作能力，積極肯干，不謀私利”為思想內涵，是德與才，紅與專的辯證統一。他強調：“中國共產黨是在一個幾萬萬人的大民族中領導偉大革命斗爭的黨，沒有多數德才兼備的領導干部，是不能完成其歷史任務的。”
五、確立“黨指揮槍”原則
（一）“三灣改編”，要求支部建在連上。1927年 9月29日，毛澤東帶領秋收起義的隊伍來到江西永新縣三灣村，仔細清點人數，尚剩700多人。不過，這700多人，倒是經過大浪淘沙之后的精兵，也成了毛澤東畢生事業的最初基礎，成了燎原之火最初的火星。這些人中的骨干有：何挺穎、伍中豪、何長工、羅榮桓、宛希先、張子清等。
在三灣改編時，毛澤東制定了一項重要原則，即“黨指揮槍”，把軍隊置于中國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之下。他在每一個連隊，設立中共黨支部，設黨代表。當時10個連隊的黨代表，有7人是大學生。毛澤東曾說：“紅軍所以艱難奮戰而不潰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
1928年4月28日，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朱德、陳毅領導的湘南起義與賀龍領導的南昌起義部分部隊在井岡山勝利會師，當起了“革命的山大王”。這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史上的重要歷史事件。
（二）古田會議成為黨和人民軍隊建設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1929年，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在福建省古田村召開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古田會議是在紅軍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召開的。
會議選舉產生了新的中共紅四軍前敵委員會，毛澤東當選為書記。大會根據中央九月來信精神，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其中最重要的是關于糾正黨內錯誤思想的決議案，確立了思想建黨、政治建軍的原則。
古田會議決議是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建設的綱領性文獻，是黨和人民軍隊建設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古田會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建黨建軍原則，確立了軍隊政治工作的方針、原則、制度，提出了把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軍隊建設成為無產階級性質的新型人民軍隊這個根本性的原則方向，使軍隊實現了浴火重生、鳳凰涅槃。古田會議奠基的軍隊政治工作對軍隊生存發展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人民軍隊永遠不變的軍魂。這一根本原則和制度，發端于南昌起義，奠基于三灣改編，定型于古田會議，是人民軍隊完全區別于一切舊軍隊的政治特質和根本優勢。千千萬萬革命將士矢志不渝聽黨話、跟黨走，在挫折中愈加奮起，在困苦中勇往直前，鑄就了拖不垮、打不爛，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鋼鐵雄師。
六、延安整風：黨的建設史上的一個偉大創舉
1941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標志著整風開始，到1945年4月20日六屆七中全會通過《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為止。延安整風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它是黨的建設史上的一個創舉。通過延安整風，全黨確立了一條實事求是的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使黨員干部在思想上大大提高一步，使黨達到了空前的團結。
延安整風運動的主要目的是端正黨的思想路線，破除黨內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圣化的錯誤傾向。毛澤東在發動整風時指出：“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這就是我們的任務。”整風首要的和核心的是反對主觀主義。毛澤東指出：“宗派主義是主觀主義在組織關系上的一種表現”，“黨八股是藏垢納污的東西，是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一種表現形式。”因此，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是“第一個重要的問題”。所謂學風，就是“領導機關、全體干部、全體黨員的思想方法問題，是我們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問題，是全黨同志的各自工作態度問題”。也就是說，打破主觀主義束縛，在全黨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是延安整風的第一個目標，也是最主要的目的。
毛澤東指出：黨內的主觀主義有兩種，一種是教條主義，一種是經驗主義。 他認為，“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兩者都是主觀主義”，而“在這兩種主觀主義中，現在在我們黨內還是教條主義更危險”，首先，教條主義者照搬照抄馬列主義的詞句，容易裝出馬列主義面孔，嚇唬工農干部和天真浪漫的青年，而使工農干部和天真浪漫的青年被其俘虜，不容易識別其真實面目。其次，中國共產黨一建立就投入激烈的革命斗爭，黨的理論準備不足。主要表現在：由于中國共產黨的組織構成以工農特別是農民為主體，使其整體上的文化水準不高，由于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極其復雜，處在幼年的中國沒有進行這場偉大革命的成熟經驗。同時，由于對共產國際絕對服從的組織原則對中國共產黨員的巨大影響，因而長期彌漫全黨、極大地危害中國革命，并且在當時仍大量存在的主要是教條主義的影響。再次，從克服主觀主義的主要癥結上看，如果克服了教條主義，就可以使有書本知識的干部愿意和有經驗的干部相結合，從而產生許多理論與經驗相結合的優秀工作者，產生一些真正的理論家，并可以使有經驗的同志得到理論工作者的幫助使他們的經驗上升為理論，從而避免經驗主義的錯誤。因此，反對主觀主義，主要就是反對教條主義。
但延安整風也出現了一些偏差，就是之前的肅托運動及后期的搶救運動，從整風變成審干，從審干變成抓特務。1943年4月1日，胡宗南派高級參謀胡公冕按事先議定的日程到延安與中共談判。胡公冕原為中共黨員，后投靠國民黨，但一直同情共產黨。康生認為胡公冕是來聯系延安特務的，所以在他到達的前一天夜里下令大逮捕。據任弼時秘書師哲回憶，4月1日夜里逮捕超過400人。一心向往革命的青年忽然被宣布為特務，對他們的精神打擊太大，自殺的，逼瘋的……這就是延安的搶救運動。薄一波在他晚年的回憶錄《七十年的回憶與思考》中寫到他見到的搶救“慘狀”。
“那時母親也與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他安置在深溝的一個窯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她說： ‘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怎么回事。’我于是向深溝里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個窯洞關著約上百人，有許多人神經失常。看管的人告訴我：他們都是被搶救的知識分子，是來延安學習而遭到‘搶救’的！周恩來和任弼時勸告毛澤東停止搶救運動，他們認為延安不可能有那么多特務。”
搶救運動是在季米特洛夫直接干預下剎車的。1943年12月22日。毛澤東收到共產國際前主席季米特洛夫以個人名義發來的電報，其中提到：我對康生所起的作用也心存疑慮。清除黨內敵對分子和把黨團結起來的黨內正確措施，被康生及其機構扭曲得面目全非，這樣做只能散布互相猜疑的情緒，幫助敵人瓦解黨。
當時，毛澤東自己承擔了責任，脫帽鞠躬，公開向受害的黨員道歉，康生則沒有作自我批評，不肯為毛澤東分擔責任。直到“四人幫”被粉碎后，康生在延安犯下的罪行才得到徹底清算。
七、毛澤東反腐倡廉的實踐
毛澤東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腐朽思想和腐敗行為深惡痛絕，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同腐敗的地主資產階級進行了毫不妥協的斗爭，為實現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奮斗終生。毛澤東是偉大的無產階級政治家，深諳政權興亡規律，時刻警惕腐敗對黨的領導和人民政權的危害，毫不留情地懲治黨內和革命隊伍中的腐敗行為。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積極探索社會主義條件下反腐敗的規律以及方法途徑，為我們黨深入開展反腐敗斗爭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和策略基礎。
反腐倡廉，是毛澤東抓黨的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當年，在中央蘇區時發生了幾個案件：
謝步升案：謝步升參加過工農武裝暴動，任村蘇維埃政府主席，他利用職權貪污打土豪所得財物，偷蓋公章，偽造通行證，私自販賣物資到白區出售，謀取私利。他還誘逼奸淫婦女。毛澤東知道后指示說：“腐敗不清除，蘇維埃旗幟就打不下去，共產黨就會失去威望和民心！”經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最高法庭審理，判處謝步升死刑，立即執行，并沒收其個人一切財產。
左祥云案：貪污工程款246.7元，判死刑，執行槍決（當時一個戰士一天的伙食費只有3分錢，按一年365天計算，一年的伙食費是10.95元。他貪污的錢相當于一個戰士23年的伙食費）。
在西柏坡紀念館內，有這樣一塊展板，上面寫著：“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全會作出六條規定：一、不做壽；二、不送禮；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國同志同馬恩列斯平列。”
據時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的楊尚昆回憶，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會場最初懸掛的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朱德的畫像。1949年3月5日那天，毛澤東一進會場便提出批評：“開會不要掛我們的畫像，這樣不好，應該掛馬恩列斯的照片。”于是，第二天就只掛了四位國際偉人的像。可大家議論紛紛，說法不一，又將毛澤東和朱德的畫像掛在兩旁，結果再次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就這樣，毛澤東提出了“六不”規矩，要求“不要把中國同志同馬恩列斯平列。”這些規矩雖然沒有寫進會議決議，但經毛澤東和黨中央大力提倡和堅持，已經成為共產黨人日常的行為準則。
1949年3月5日至13日，黨中央召開了七屆二中全會。毛澤東在會上描繪了新中國的宏偉藍圖，并告誡全黨，要做到“兩個務必”，即“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1949年3月23日，黨中央從西柏坡動身前往北京時，面對即將到來的全面執政，毛澤東風趣幽默而又鄭重嚴肅地說：“今天是進京趕考的日子”，他說：“我們絕不當李自成”。他曾經斬釘截鐵地說：“誰要搞腐敗那一套，我毛澤東就割誰的腦袋。我毛澤東若是腐敗，人民就割我毛澤東的腦袋。”他對腐敗問題保持高度警惕，一旦發現腐敗分子，毫不留情，嚴懲不貸。1951年年底至1952年10月開展的“三反”、“五反”運動，是已經執政的中國共產黨激濁揚清、自我清理、自我革命的一大創造。“三反”，主要是在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中開展的。即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五反，是在私營工商業者中展開的。是指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偷工減料、反盜騙國家財產、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
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召開公審大貪污犯劉青山、張子善大會。到會的有21800人。劉青山、張子善案件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初“三反”運動中查出的一起黨的領導干部嚴重貪污盜竊國家資產的案件。毛澤東親自領導的對腐敗分子劉青山、張子善的處理，對我們黨執政初期防止腐敗現象的滋生起了很大的作用。毛澤東說：“貪污犯是人民的敵人，他們已不是我們的同志或朋友，故應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將他們肅清，而不該有絲毫的留戀和同情。”有人為他們求情，毛澤東說：“正因為他們兩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下決心處決他們。只有處決他們，才能挽救20個、200個、2000個、20000個犯有不同程度錯誤的干部。”
當然，任何歷史人物都會有其歷史局限性，毛澤東也不例外。實踐表明，毛澤東在其反腐倡廉思想中還存在著一些不足和缺陷。例如，對腐敗過于強調階級的原因，而對經濟的、體制的原因注意不夠。反腐敗依靠群眾是對的，但運用“大民主”和“群眾運動”，搞“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方式，產生了許多負面效果。這些教訓值得后人牢牢記取。但是，即便是對這些不足和缺陷，也必須把它放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進行具體分析。
八、對親屬及身邊工作人員嚴格要求的表率
我們黨許多老一輩革命家不僅功勛卓著，而且對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要求非常嚴格，率先垂范。例如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因而贏得了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的尊重。毛澤東對自己也立下不少規矩。他曾說自己的“親情規矩”有三原則：戀親不為親徇私，念舊不為舊謀利，濟親不為親撐腰。
現僅舉毛主席對兒子毛岸英和女兒李訥嚴格要求的例子。
（一）毛澤東與毛岸英
毛岸英是毛澤東與楊開慧的長子。1946年1月，留蘇9年的毛岸英滿懷著喜悅的心情回到了祖國，回到了父親身邊。這是他和父親分別19年后的第一次見面。父子久別重逢，都非常高興。在延安，毛岸英學習用功，積極肯干，進步很快。岸英的一切，毛澤東都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他要把兒子培養成了解中國國情、深知人民疾苦、吃苦耐勞、意志堅強的人。
1949的一天，父子倆坐在王家坪院子里的槐樹下交談。毛澤東說：“你在蘇聯長大，對國內生活不熟悉。你在蘇聯大學畢業了，再上一上中國的勞動大學吧！”
毛岸英與劉思齊戀愛之后，毛主席很高興，盡管毛岸英已經26歲，但是因劉思齊不到18歲，毛主席認為按照解放區的法律，要等一等。不能因為是毛澤東的兒子而有半點特殊。1949年9月，劉思齊到了法定的年齡，他倆征得劉思齊的母親張文秋的同意，婚期初步定下來之后，毛岸英來到父親那里。這次毛澤東很高興地說：“我同意，你們準備怎么辦婚事呀？”
毛岸英說：“我們商量了，越簡單越好。我們都有隨身的衣服，也有現成的被褥，不用花錢買東西。”“這是喜事。還是應該艱苦樸素。你們結婚是一輩子的大事呀，我請你們吃頓飯。你們想請誰就請誰。你跟思齊媽媽說說，現在是供給制，她也不要花錢買東西了。她想請誰來都可以，來吃頓飯。”毛岸英和劉思齊經過商量，寫了一個準備邀請的名單，有鄧穎超、蔡暢、康克清、謝覺哉、陳瑾昆等。毛澤東看了名單說：“你們只請鄧媽媽不行，請了鄧媽媽，還應該請恩來；請了蔡媽媽，還應該請富春；請了康媽媽，還應該請總司令；請了謝老，還應該請王定國；請了陳瑾昆，還應該請梁淑華。還有少奇和光美同志也要請；弼時同志有病，住在玉泉山，就不要麻煩他了。婚事簡辦，我完全贊同，就是要改一下舊習嘛。”
1949年10月15日，毛岸英和劉思齊的婚禮在中南海舉行。這天，毛岸英穿的是在外賓場合當翻譯的工作服，劉思齊穿的上衣是燈芯絨布的，褲子是半新的，只有方口布鞋是新買的。晚上七八點鐘，賓客們陸續趕到并帶來了小小的紀念品。大家歡聚在一起，非常高興，都夸岸英和思齊是一對好夫妻，說毛澤東找了個好兒媳婦。毛澤東舉杯走到劉思齊的媽媽張文秋面前，對她說：“謝謝你教育了思齊這個好孩子。為岸英和思齊的幸福，為你的健康干杯。”張文秋說：“謝謝主席在百忙之中為孩子們的婚事操心。思齊年幼不大懂事，希望主席多多批評指教。”席間，毛澤東一邊把湖南風味的臘肉、臘魚、辣椒往徐特立、謝覺哉兩位湖南老鄉的碗里夾，一邊說：“孩子的婚事沒有要我操心，也沒買這買那。吃了飯，請你們到他們的新屋去看看。”婚禮結束后，毛岸英和劉思齊臨行時，毛澤東拿出隨身帶來的一件黑色大衣，這是1945年毛澤東去重慶談判時穿的。他風趣地笑著說：“我沒什么貴重禮品送你們，就這么一件大衣，白天讓岸英穿，晚上蓋在被子上，你們倆都有份。”在場的人都忍不住大笑起來。大家來到新房。那是機關宿舍的一個普通房間，門上貼著大紅喜字，房里有一張大板床，床上只有兩床被子，其中一床被子還是劉思齊作為嫁妝帶過來的。其余的是一些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品。共和國領袖就這樣操辦了長子的婚事，令后人欽佩。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9月15日，美軍在仁川登陸，10月初戰火已經燒到鴨綠江畔。毛澤東號召全國人民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毛岸英給彭德懷打了報告，請求赴朝參戰。彭德懷不表態，毛岸英便去找父親。毛澤東表態支持：“好啊！你去朝鮮，可以在戰火中經受考驗嘛。”毛澤東決定兒子出國參戰。其他一些同志都曾勸阻毛澤東，說岸英在單位負有重要責任，離不開，不要去參戰了。毛澤東講了應該去的道理，說了一句給人留下很深印象的話：“誰叫他是毛澤東的兒子！他不去誰還去？”
11月25日，第二次戰役的第一天，毛岸英被美軍飛機投擲的凝固汽油彈燒死，年僅28歲。他是毛澤東一家為革命獻身的第六位親人（另五位親人是：楊開慧，毛澤東妻子，拒絕與毛澤東脫離關系，被劊子手從背后槍殺；毛澤民，毛澤東大弟，被敵人悶棍打暈，然后勒死；毛澤覃，毛澤東二弟，被叛徒出賣，為掩護戰友突圍戰斗到最后；毛澤建，毛澤東堂妹，從容不迫走向刑場，犧牲在衡山；毛楚雄，毛澤覃的兒子，毛澤東的侄子，被敵人五花大綁帶到偏僻的城隍廟背后活埋）。
對于毛岸英的犧牲，周恩來向毛澤東瞞了一個多月，毛澤東向劉思齊瞞了兩年。毛澤東同意彭德懷的意見，決定讓兒子永遠留在朝鮮。當劉思齊請求將岸英的遺體運回國時，毛澤東搖搖頭說：“青山處處埋忠骨，何必馬革裹尸還。不是有千千萬萬的志愿軍烈士安葬在朝鮮嗎？”這就是一代偉人的胸懷！后來，毛澤東稱劉思齊為“我的大女兒”，為了能讓劉思齊走出悲痛，毛主席還讓她去蘇聯留學，后來又勸她再婚。毛岸英犧牲12年后，劉思齊嫁給了空軍學院教員楊茂之。婚后，生下四個孩子。
劉思齊雖然改嫁了，但是她依然多次去朝鮮給毛岸英掃墓，在她心中，毛岸英是她心里永遠的痛和驕傲。2022年1月7日，92歲的劉思齊在北京逝世。
楊茂之曾任空軍學院強擊機教研室副師級教員。他不僅德才兼備，而且通情達理，他非常理解劉思齊對毛岸英的感情，他把自己的長子取名楊小英來紀念毛岸英烈士，足見他對毛岸英烈士的尊重和他的博大胸懷。
（二）毛澤東與李訥
李訥是毛澤東與江青的女兒。1959年，李訥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毛澤東嚴格要求著女兒。向她交代了幾個不允許：“不許向大家透露你是毛澤東女兒的身份；不許坐中南海的車；不許透露自己的家庭住址。李訥嚴格按父親的要求辦事，吃穿在學校，和同學一樣睡上下鋪，一樣認真聽課，一樣下鄉參加勞動，一樣擠公共汽車。
北京大學在北京西郊，離中南海幾十里，天黑才能回家。衛士長李銀橋怕不安全，便瞞著毛澤東，派衛士尹荊山去接。尹荊山讓汽車停在校外僻靜處，進校找到李訥，再把她帶上車，這樣不會產生什么不好的影響。可這事還是被毛澤東知道了。毛澤東嚴厲地批評了尹荊山，說“別人的孩子就不是孩子了？別人的孩子能回自己家，我的孩子為什么就不能回家？”尹荊山說：“別人的孩子敵特不感興趣，你的孩子敵特就感興趣。”毛澤東不以為然：“感興趣又怎樣？過去不是感興趣嗎？中國革命照樣勝利。”隨后，毛澤東把手一揮：“不許接，說過就要照辦，讓她自己騎車或搭車回來。”
李訥在早些年回憶當年大學生活的一段視頻中說：“那時家里一個月就給我26元錢。別人向我借10元，我還勉勉強強地過。再向我借10元，我連飯費都交不上了。有同學后來說：‘我當年管你借錢還以為你多有錢呢？原來你也挺困難的’。有的同學看到她寫的回憶錄后說：‘你父親對你要求你那么嚴，你覺得幸福嗎？甚至有人說，你恨他嗎？’我說：你們怎么能這么提出問題呢？”
李訥認為，作為主席的毛澤東給予她最大的財富是精神上的財富。這個財富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這個財富是最最寶貴的。李訥說：“他看得長遠。他愛得長遠，那是真正的父愛。”
偉人精神永存，偉人風范永存！習總書記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大會上給予毛澤東崇高而精辟的評價：“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開拓者，是近代以來中國偉大的愛國者和民族英雄，是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是領導中國人民徹底改變自己命運和國家面貌的一代偉人。”
王元慎總結道，毛澤東在其作為黨的領袖的數十年當中，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建設、組織建設、思想建設、作風建設等各方面提出了基本理論和方針政策，作出了奠基性的貢獻，對黨的建設產生了全面而深遠的影響。當然，時代是發展的、進步的，馬克思主義也要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創新自己的理論。一代偉人毛主席離開我們已經47年了，近半個世紀以來，我們國家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世界也經歷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從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算起，我們經歷了45年的改革開放，繼毛澤東思想之后，我們黨又不斷結合新的實際推進理論創新，相繼產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些科學理論，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煥發出強大生命力，不斷引領中國共產黨和全體中國人民向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崇高目標邁進。
